近代500年來，因決策者保守和思想觀念落後于客觀現實，中國最少有四次錯失過關係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戰略機遇期”。

“李•約瑟難題”與第一次錯失

英國生物學家、歷史學家李•約瑟在其15卷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一個世界級難題：十六世紀以前經濟、政治、科技一直領先於西方的中國，為什麼在近代會落伍、直至成為列強侵略的對象？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在盛讚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成就和科舉制度、儒家觀念之餘，著重研究近代中國落伍的原因。

這裏提及的問題，實際上涉及中國為何、以及如何喪失了第一個通向強盛之路的戰略機遇期。

進入十五、十六世紀以後，世界經濟、政治、科技已經發展到一個歷史轉折關頭：第一次全球化高潮湧動，世界歷史開始由分散發展走向整體性發展，原有的封建制度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沒落，新興資本主義經濟及政治制度呼之欲出。

值此關頭，誰能認准世界大勢，率先轉型，拋棄封建制度，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誰就能加快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成為世界強國。英、法、荷甚至德、俄、意相繼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拋棄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

與歐洲各國相反，此時的中國仍然滿足于漢唐輝煌和農業經濟、儒家禮教、科舉制度，對新的世界大潮卻視而不見，不思變革。這誠如斯塔夫裏阿諾斯所言：“從未有一個民族面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面臨的風暴如此缺乏瞭解。”

其結果是，中國失去率先實現經濟政治轉型，發展近代科技和大工業的先機，失去了第一個“戰略機遇期”。此後，中國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江河日下，由首屈一指的古代世界“超級大國”迅速淪落為 “東亞病夫”，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

鴉片戰爭之後的第二次錯失

自近代“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力迅速超過中國，中日力量對比出現根本性變化，以至日本不斷侵略中國，東亞出現“學生打教師”現象。

近代百多年來，中日力量對比之所以出現顛倒歷史、也顛倒地緣政治結構的變化，是由於中日兩國面對新的戰略機遇期，採取了不同的對策。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抓住了戰略機遇期，而中國仍然沉溺於“天朝大國”的夢幻中，醉生夢死，錯失了第二次戰略機遇期。

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借助近代科技、工業革命而強盛起來的歐美國家大規模東侵，企圖把全世界納入其殖民統治範圍，東亞的中國和日本同時成為歐美侵略對象。歐美列強在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炮擊南京的同時，也對日本發動了“炮艦”外交，美國“黑船”甚至開到了江戶拋錨。

此時，中日都處於封建社會末世。面對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和民族危亡，日本採取變革措施，搞“明治維新”，學習歐美政治經濟制度，大力發展近代科技和大工業，迅速成長為東亞強國。中國清王朝面對世界大潮，搞的是“中體西用”，不願觸動封建統治的根基。慈禧太后甚至把好不容易籌措的海軍軍費用於建造頤和園。

其結果是，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日本的巨大變化。甲午一戰，中國大敗於日本。自此日本愈強，中國愈弱，中國成了日本侵略的目標。

成功的革命，錯失的機遇

100年前的中國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第一次在中國建立了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中華民國，並開啟了民智。雖然中國這場並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遲到了300年，但如發展順利，本可以成為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的第三個戰略機遇期。

事與願違的是，辛亥革命雖然革命成功，革命成果卻被竊奪。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先天“軟骨病”，也由於封建殘餘勢力的強大和帝國主義干預，孫中山被迫讓位，袁世凱篡權，不久又恢復帝制，革命成果毀於一旦。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和連年內亂。

其結果是，中國不但未能抓住辛亥革命成功帶來的戰略機遇，反而陷入新的混亂，國無寧日，更何談發展、崛起？

文化大革命部分錯失

第四個戰略機遇期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全球化加速發展，以核能利用、計算機應用、太空開發、新材料研製等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東亞日本以及韓、新、馬、泰以及臺灣、香港地區等所謂“四小龍”、“四小虎”，形成所謂發展“雁陣”，經濟迅速崛起。

對中國而言，如能搭乘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快車，同樣能像“四小龍”、“四小虎”一樣實現經濟起飛。此時的中國，在經歷過幾個五年計劃，戰勝了三年困難時期後，已經具備一定的經濟起飛條件。但是，此時中國判斷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甚至是日益臨近，對國內階級鬥爭的嚴峻性也進行了不適當的估計，建國後20年間積累的國力被錯用。

其結果是，中國部分錯失了第四個戰略機遇期，反而拉大了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

戰略機遇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資源

“時乎時乎不再來”，這是古人對時間寶貴、時間不回頭的哲理認識。“戰略機遇期”與時間一樣，也是“時乎時乎不再來”。中國歷史上前兩次戰略機遇期間隔三個世紀，300年一遇。後幾次戰略機遇期的間隔較短，也在半個世紀左右。可見戰略機遇期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崛起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資源。

不僅如此，當戰略機遇期來臨時，能否認識其來臨，能否抓住，對國家的命運也是決定性的。前三次戰略機遇期的喪失，使中國從古代世界的“超級大國”淪落為弱國，成為挨打對象。其結果是，中國先後因戰禍死亡數千萬人，損失了大片國土。第四次戰略機遇期的部分喪失，雖然不涉及領土和人口損失，卻使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落伍，以至鄧小平直接提出了中國的“球籍”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緊緊抓住第四個戰略機遇期的尾巴，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咬住發展不放鬆”，趕上了最後一班車，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今，中國已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在其它方面，中國也有不少第一。

但是，也要看到，中國離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標準還有較大差距，尤其是中國人均GDP仍然非常靠後。這要求中國繼續堅持發展戰略，抓住二十一世紀新的發展機遇期，把中國的事情辦得更好，使中國真正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大國”。

（林利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