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閱讀臺灣同胞為什麼愛戴中山先生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與臺灣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對已被日本統治了16年的廣大臺灣民眾,與大陸同胞一視同仁;他曾設想以臺灣反滿起義的基地;他最早建立的反滿團體“興中會”和成立的“同盟會”,都先行在臺灣成立了分會。1900年到1924年他4次的臺灣之行,使用化名,又被日本當局嚴密監視封鎖,但他在台會見的同志和密友新聞記者的追蹤報道,廣為臺胞所聞。他領導的11次反滿起義,諸多渠道,也為島內民眾知曉。辛亥革命之火燃燒到島內,立即掀起了次抗日武裝起義浪潮。

偉人論文範文的樹立

辛亥革命發生後,孫中山在臺胞心目中逐漸樹立起崇高威望,被譽為“平民的導師”、“漢民族的領袖”、“弱小民族之父”、“中華之列寧”。全國政協委員臺胞王萬得生前曾說:“當時,臺胞把辛亥革命以來的大事成三句話:唐山發生了革命;‘漩桶’己經退位(‘漩桶’與宣統諧音,是尿桶的臺灣土語);孫逸仙做了大總統。當時臺灣私塾小學生喜歡讀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經》,開頭四句是‘我中華,民主國,黃龍旗,變五色’。”後來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喬松,在1921年被台中鄉民不顧日本當局反對選為“保iE’’,他公然把孫中山的大幅照片懸掛在保正辦公室牆上,李喬松也曾先後4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和抄家。

1924年11月,58歲的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抱病應邀從廣州北上,本想途經臺灣時上岸與臺胞見面,遭到日本當局拒絕。他這次北上是準備召開國民會議,討論的統一和建設,北洋軍閥的阻撓和反對,會議開成,卻使他病患加重。1925年2月他在北京病重,一度傳出死訊。《臺灣民報》當即發表《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的文章,把他與列寧並列,說:“去年剛失去了一位世界偉人,世界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大革命家,從世界奪去,那死神也未免太無情了。”當年3月初《臺灣民報》又發表《孫文死》一文,說中山先生的病情有了起色,為此而熱情歡呼。不幸的是,在3月12日孫中山真的瞑目了,《臺灣民報》立即發表悲情沉重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

孫中山逝世12天后,臺北市民眾團體在港町文化講座召開追悼大會,到會有2000餘人,座無虛席,會場莊嚴肅穆。大會從晚7時開到10時,當晚風雨瀟瀟,無一人離席而去。會議由臺灣文化協會評議員施至善致辭,文協理事王敏川述孫中山生平,由《臺灣民報》編輯張我軍孫中山臨終情形。會上致辭的有臺灣有志社、臺北無產青年會、臺灣文運革新會、臺北青年讀書會等。原定由張我軍宣讀他撰寫的“悼詞”,被日本當局所禁止。張我軍氣憤地在《臺灣民報》著文寫道:“這次在臺北開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完出於崇敬偉人的本能。本人的悼詞中有:‘消息傳來,我人五內皆崩如失了靈魂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浪滔滔了!’這完寫實情。”他對日本當局禁止宣讀悼詞,強烈抗議!

在北京中央公園(後改為中山公園)社稷壇拜殿(後改為中山堂),祭悼孫中山時,正在北大讀書的臺灣學生洪炎秋、蘇薌雨參加祭悼,並置送挽聯。在上海,謝雪紅女士以“臺灣青年一團”名義,向追悼大會敬獻挽聯。兩個月後,“五卅運動”爆發,謝雪紅、林木順在運動中“收復臺灣”的口號,大陸同胞的熱烈響應。

日本投降後,臺灣同胞更加懷念中山先生。如今,全台大縣市鄉鎮,都找一條“中山路”。臺北的中山南路是條長達8530米的林蔭大道。1972年建成的臺北孫中山紀念館,是峨巍的宮殿式建設,掛有孫先生手書的“天下為公”匾額。孫先生次赴台時住過的“梅屋敷”旅館,已改造成“孫中山臺灣史跡紀念館”。全台到處以“中山”命名的醫院、樓宇、學校,都寄託著臺胞對孫中山的崇敬和緬懷。

為論文範文尊崇孫中山先生

臺灣同胞為論文範文對孫中山情有獨鐘,這麼深厚地尊崇他呢?本人有三點。

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啟發臺灣同胞走上“救臺灣先救”的道路。

《馬關條約》割台後,臺胞們決心“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半個世紀中,武裝起義迭起,但都受到日本統治者的強力鎮壓,臺胞犧牲達65萬人,書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抗日英烈血淚史。

19世紀初,“臺灣文化協會”一些領導人,“改良派”梁啟超在東京、臺北和北京多次遊說的,要臺灣同胞仿效愛爾蘭人的作法,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參政權,受此影響,於1920年發動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4年15次請願,均為日本臺灣總督府強硬拒絕,1934年請願者甚 【論文格式範文】 至被逮捕驅散。對這一請願運動的功過是非有各樣的評說,但事實證明,要救臺灣,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使臺灣同胞了希望:“若要救臺灣,非先救祖國著手”、“待強大時候,臺灣才有回歸之日”(仲農在《臺灣新青年》發表的宣言)。論文範文一些臺灣同胞先後到大陸參加黃花崗起義(如羅福星、許贊元),參加黃埔軍校(如李友邦、張克敏)和北伐戰爭(如林祖密、李友邦)。抗日戰爭開始後,一些臺灣知識分子回到大陸,參加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如楊誠、董克),一些臺胞到祖國大後方,參加國民黨地區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前線作戰(如謝東閔、連震東、李純青、林正亨等)。經過臺灣人民的長期鬥爭,全國軍民八年艱苦抗戰,反法西斯盟軍作戰的勝利,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祖國之願望才得以,這“救臺灣先救”的道路是正確的。

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廣大臺胞的認同和擁護。

臺灣在日據時期,普通民眾看不到孫中山著作。當時像臺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那樣讀過《孫中山全集》的,是極少數人。但對《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臺灣民眾無需講述,就能理解和贊同。把同盟會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理解為“驅逐日寇,恢復中華”。臺胞李喬松教育子女時講過兩句話:“咱們臺灣人是人,做對不起中華民族祖先的事。”1946年林獻堂先生代表“臺灣光復致敬團”在南京發表的那段講話,大家都耳熟能詳了,他說“應知臺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僕後繼,所為何來?簡而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辛亥革命勝利後,欲為祖國建設作貢獻的臺灣同胞,如林子謹、吳子喻等,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來到北京,遵循孫中山“交通為實業之母”的教導,《建國方略》的《實業計劃》中要“修建全國性的公路網”,林子謹出資修建京古公路,創辦北方長途汽車行,在北京安定門和朝陽門開辦了兩條到古北口的長途運輸業務。

孫中山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臺灣民眾。

從臺灣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發表的回憶和悼念文章中,對孫中山個人魅力的欽佩和讚揚。他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在他領導下了11次武裝起義,“屢戰屢敗,愈挫愈勇”,直到的武昌起義才成功,一般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他一心為公,不圖私利。辛亥革命時期,支持革命的資本家和海外僑胞,踴躍捐款捐物,完全被用於革命事業,如購買軍火,發放軍餉等。孫先生則“崇尚簡樸,不置私產,任何特殊享受”;他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個人得失。他主張“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他在被通緝追捕奔走海外時,在倫敦被誘騙拘禁蒙難時,在臺北身處日本軍警特嚴密監視下指揮惠州起義達44天之久時,在抱病北上,既同北洋軍閥面對面打交道,同重病作鬥爭時,多次險境,而從容不迫,毫不畏懼,膽識過人,視死如歸;他提倡“博愛”,扶弱濟貧。孫中山出身於“仁者行醫”的醫生,以“治病救人”為己任。從治病到救國,他都疾惡如仇,殫精竭慮,捨身忘己。

“救”的大業有待完成

中山先生臨終前不斷高呼“和平、奮鬥、救”。“救”是他終生奮鬥的,而“救”的核心,是的統一。他說過:“統一是全體國民的希望。統一,全國人民便幸福,統一,就要受害。一天不統一,就說革命成功。”

自日本戰敗,臺灣回歸祖國後,內戰爆發,臺灣與大陸隔絕對立。統一,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變得十分複雜。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朝著和平、合作、交流方向大發展,兩岸同胞都高興的事。但和平不等於統一,統一,還有困難和阻力有待克服。

去年,台海兩岸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島內輿論。:“兩岸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 義及孫中山思想的解讀,各有側重”,但“兩岸都推崇孫中山的理念,應攜手中山先生遺志”;“兩岸除了‘九二共識’外,還有另外共識,那孫中山”。但輿論也擔心“島內碩士論文民國史的人少了,尤其年輕人對那段歷史有興趣的更少”。也有人:孫中山在臺灣已變成古老的傳聞性人物,對孫中山的“民族理念”逐漸淡漠。還有些輿論批評台當局不辛亥百年的紀念,因“談辛亥革命談到,必定離不開的統一”;所以“不談辛亥百年,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閃躲心態”。

上述輿論,值得兩岸同胞認真深思。當務之急是兩岸同胞要努力,恢復廣大臺灣同胞對真實歷史的記憶,匡正對孫中山統一思想的理解,使中山先生“救”的早日達成。

(何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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