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與臺灣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對已被日本統治了16年的廣大臺灣民眾，與大陸同胞一視同仁；他曾設想以臺灣反滿起義的基地；他最早建立的反滿團體“興中會”和成立的“同盟會”，都先行在臺灣成立了分會。1900年到1924年他4次的臺灣之行，使用化名，又被日本當局嚴密監視封鎖，但他在台會見的同志和密友新聞記者的追蹤報道，廣為臺胞所聞。他領導的11次反滿起義，諸多渠道，也為島內民眾知曉。辛亥革命之火燃燒到島內，立即掀起了次抗日武裝起義浪潮。

偉人論文範文的樹立

辛亥革命發生後，孫中山在臺胞心目中逐漸樹立起崇高威望，被譽為“平民的導師”、“漢民族的領袖”、“弱小民族之父”、“中華之列寧”。全國政協委員臺胞王萬得生前曾說：“當時，臺胞把辛亥革命以來的大事成三句話：唐山發生了革命；‘漩桶’己經退位(‘漩桶’與宣統諧音，是尿桶的臺灣土語)；孫逸仙做了大總統。當時臺灣私塾小學生喜歡讀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經》，開頭四句是‘我中華，民主國，黃龍旗，變五色’。”後來全國政協委員的李喬松，在1921年被台中鄉民不顧日本當局反對選為“保iE’’，他公然把孫中山的大幅照片懸掛在保正辦公室牆上，李喬松也曾先後4次被日本警察逮捕和抄家。

1924年11月，58歲的孫中山在宋慶齡陪同下，抱病應邀從廣州北上，本想途經臺灣時上岸與臺胞見面，遭到日本當局拒絕。他這次北上是準備召開國民會議，討論的統一和建設，北洋軍閥的阻撓和反對，會議開成，卻使他病患加重。1925年2月他在北京病重，一度傳出死訊。《臺灣民報》當即發表《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的文章，把他與列寧並列，說：“去年剛失去了一位世界偉人，世界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大革命家，從世界奪去，那死神也未免太無情了。”當年3月初《臺灣民報》又發表《孫文死》一文，說中山先生的病情有了起色，為此而熱情歡呼。不幸的是，在3月12日孫中山真的瞑目了，《臺灣民報》立即發表悲情沉重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

孫中山逝世12天后，臺北市民眾團體在港町文化講座召開追悼大會，到會有2000餘人，座無虛席，會場莊嚴肅穆。大會從晚7時開到10時，當晚風雨瀟瀟，無一人離席而去。會議由臺灣文化協會評議員施至善致辭，文協理事王敏川述孫中山生平，由《臺灣民報》編輯張我軍孫中山臨終情形。會上致辭的有臺灣有志社、臺北無產青年會、臺灣文運革新會、臺北青年讀書會等。原定由張我軍宣讀他撰寫的“悼詞”，被日本當局所禁止。張我軍氣憤地在《臺灣民報》著文寫道：“這次在臺北開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完出於崇敬偉人的本能。本人的悼詞中有：‘消息傳來，我人五內皆崩如失了靈魂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浪滔滔了!’這完寫實情。”他對日本當局禁止宣讀悼詞，強烈抗議!

在北京中央公園(後改為中山公園)社稷壇拜殿(後改為中山堂)，祭悼孫中山時，正在北大讀書的臺灣學生洪炎秋、蘇薌雨參加祭悼，並置送挽聯。在上海，謝雪紅女士以“臺灣青年一團”名義，向追悼大會敬獻挽聯。兩個月後，“五卅運動”爆發，謝雪紅、林木順在運動中“收復臺灣”的口號，大陸同胞的熱烈響應。

日本投降後，臺灣同胞更加懷念中山先生。如今，全台大縣市鄉鎮，都找一條“中山路”。臺北的中山南路是條長達8530米的林蔭大道。1972年建成的臺北孫中山紀念館，是峨巍的宮殿式建設，掛有孫先生手書的“天下為公”匾額。孫先生次赴台時住過的“梅屋敷”旅館，已改造成“孫中山臺灣史跡紀念館”。全台到處以“中山”命名的醫院、樓宇、學校，都寄託著臺胞對孫中山的崇敬和緬懷。

為論文範文尊崇孫中山先生

臺灣同胞為論文範文對孫中山情有獨鐘，這麼深厚地尊崇他呢?本人有三點。

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啟發臺灣同胞走上“救臺灣先救”的道路。

《馬關條約》割台後，臺胞們決心“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半個世紀中，武裝起義迭起，但都受到日本統治者的強力鎮壓，臺胞犧牲達65萬人，書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抗日英烈血淚史。

19世紀初，“臺灣文化協會”一些領導人，“改良派”梁啟超在東京、臺北和北京多次遊說的，要臺灣同胞仿效愛爾蘭人的作法，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參政權，受此影響，於1920年發動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4年15次請願，均為日本臺灣總督府強硬拒絕，1934年請願者甚 【論文格式範文】 至被逮捕驅散。對這一請願運動的功過是非有各樣的評說，但事實證明，要救臺灣，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使臺灣同胞了希望：“若要救臺灣，非先救祖國著手”、“待強大時候，臺灣才有回歸之日”(仲農在《臺灣新青年》發表的宣言)。論文範文一些臺灣同胞先後到大陸參加黃花崗起義(如羅福星、許贊元)，參加黃埔軍校(如李友邦、張克敏)和北伐戰爭(如林祖密、李友邦)。抗日戰爭開始後，一些臺灣知識分子回到大陸，參加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如楊誠、董克)，一些臺胞到祖國大後方，參加國民黨地區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前線作戰(如謝東閔、連震東、李純青、林正亨等)。經過臺灣人民的長期鬥爭，全國軍民八年艱苦抗戰，反法西斯盟軍作戰的勝利，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回歸祖國之願望才得以，這“救臺灣先救”的道路是正確的。

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廣大臺胞的認同和擁護。

臺灣在日據時期，普通民眾看不到孫中山著作。當時像臺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那樣讀過《孫中山全集》的，是極少數人。但對《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臺灣民眾無需講述，就能理解和贊同。把同盟會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理解為“驅逐日寇，恢復中華”。臺胞李喬松教育子女時講過兩句話：“咱們臺灣人是人，做對不起中華民族祖先的事。”1946年林獻堂先生代表“臺灣光復致敬團”在南京發表的那段講話，大家都耳熟能詳了，他說“應知臺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僕後繼，所為何來?簡而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辛亥革命勝利後，欲為祖國建設作貢獻的臺灣同胞，如林子謹、吳子喻等，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來到北京，遵循孫中山“交通為實業之母”的教導，《建國方略》的《實業計劃》中要“修建全國性的公路網”，林子謹出資修建京古公路，創辦北方長途汽車行，在北京安定門和朝陽門開辦了兩條到古北口的長途運輸業務。

孫中山的人格魅力折服了臺灣民眾。

從臺灣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發表的回憶和悼念文章中，對孫中山個人魅力的欽佩和讚揚。他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在他領導下了11次武裝起義，“屢戰屢敗，愈挫愈勇”，直到的武昌起義才成功，一般政治人物做不到的；他一心為公，不圖私利。辛亥革命時期，支持革命的資本家和海外僑胞，踴躍捐款捐物，完全被用於革命事業，如購買軍火，發放軍餉等。孫先生則“崇尚簡樸，不置私產，任何特殊享受”；他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個人得失。他主張“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他在被通緝追捕奔走海外時，在倫敦被誘騙拘禁蒙難時，在臺北身處日本軍警特嚴密監視下指揮惠州起義達44天之久時，在抱病北上，既同北洋軍閥面對面打交道，同重病作鬥爭時，多次險境，而從容不迫，毫不畏懼，膽識過人，視死如歸；他提倡“博愛”，扶弱濟貧。孫中山出身於“仁者行醫”的醫生，以“治病救人”為己任。從治病到救國，他都疾惡如仇，殫精竭慮，捨身忘己。

“救”的大業有待完成

中山先生臨終前不斷高呼“和平、奮鬥、救”。“救”是他終生奮鬥的，而“救”的核心，是的統一。他說過：“統一是全體國民的希望。統一，全國人民便幸福，統一，就要受害。一天不統一，就說革命成功。”

自日本戰敗，臺灣回歸祖國後，內戰爆發，臺灣與大陸隔絕對立。統一，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變得十分複雜。2008年以來，海峽兩岸朝著和平、合作、交流方向大發展，兩岸同胞都高興的事。但和平不等於統一，統一，還有困難和阻力有待克服。

去年，台海兩岸紀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動，島內輿論。：“兩岸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 義及孫中山思想的解讀，各有側重”，但“兩岸都推崇孫中山的理念，應攜手中山先生遺志”；“兩岸除了‘九二共識’外，還有另外共識，那孫中山”。但輿論也擔心“島內碩士論文民國史的人少了，尤其年輕人對那段歷史有興趣的更少”。也有人：孫中山在臺灣已變成古老的傳聞性人物，對孫中山的“民族理念”逐漸淡漠。還有些輿論批評台當局不辛亥百年的紀念，因“談辛亥革命談到，必定離不開的統一”；所以“不談辛亥百年，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閃躲心態”。

上述輿論，值得兩岸同胞認真深思。當務之急是兩岸同胞要努力，恢復廣大臺灣同胞對真實歷史的記憶，匡正對孫中山統一思想的理解，使中山先生“救”的早日達成。

（何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