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洪亮、与眾不同的“导火索”

在1991年春天，從官方自己的媒體中傳出一個新的聲音——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熱情、洪亮、與眾不同的聲音。這聲音是以評論的方式連篇累牘拋出來的。在中國，這種情形一旦出現，就意味著發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解放日報》還煞費苦心地選擇了發表評論的時間。

2月15日，也即農曆正月初一，人們都在喜氣洋洋地過春節，第一篇就出來了。文章不長，卻讓人覺得處處大有深意。你這裏剛剛若有所思，它卻斷了檔，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來了。就這樣，後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來，作者都是一個名字：皇甫平。他寫道：“十二年一個輪回。回首往事，上一個羊年——1979年，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開創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撫今憶昔，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這些話讓今天的人讀來可能會覺得空洞，但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會從中嗅出強烈的政治傾向，因為北京的報紙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了。文章還說1991年應該成為“改革年”。這些話充滿了暗示：不要理會北京的那些意識形態糾紛，趕快幹自己的。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們不要“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什麼是“新的思想僵滯”呢?他說來說去，其實是在拐彎抹角地批評北京報紙上的那些東西：一講市場經濟就以為是資本主義，一說利用外資就以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還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

他說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傳部的部長麼?正是這位部長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把“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叫做“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現在，這個皇甫平居然明目張膽地說，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還說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皇甫平還說要警惕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滯”。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測：是不是那些義憤填膺批判別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們要警惕”的人?也許還有這位部長?可是猜歸猜，不能作數。北京媒體還在忍氣吞聲，沒有回擊。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罷，就不會發生後來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見好就收，在下一篇評論中，終於說出了那句讓不少人忍無可忍的話：

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這就把一場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導火索”那一邊連著北京。《當代思潮》怒火中燒，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發出第一輪反擊。在4月20日這一期上，它發表文章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然後自己回答說，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氾濫的日子裏，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

結果呢?“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化的邪路”，諸如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多黨制”，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在列舉了這一系列惡果之後，作者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這樣一來，皇甫平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對於很多洞悉中國政治的人來說，值得注意的還不是皇甫平說了什麼話，而是皇甫平是個什麼人。行家一望而知，這只是一個筆名，是取了“黃浦江評論”的諧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這是一個三人小組——《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周瑞金、評論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個幹部。

至少有一個人，當時上海市市委書記朱鎔基，心裏明鏡似的：這三人的背後還有人，那就是鄧小平。他們文章中那些最富於新鮮感和挑戰性的話，幾乎都是鄧小平說的。

事情肇始於鄧小平在1991年舊曆新年的上海之行。鄧小平南行上海，本來並無特別意義，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時的想法，他已不想再過問政治局的事情。他對自己選擇的“第三代”的確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幾個星期以前，他還對他們說，他很滿意一年半以來中央的工作。這一年半來，說到改革開放，整個輿論不是說些文不對題的胡話，就是說些無關痛癢的套話，似乎只有他一個人是改革開放的辯護人。

他在1990年3月說：“現在特別要警惕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當党的高級領導人為了“抵禦和平演變”殫精竭慮的時候，他卻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們現在已經取得的穩定的政治環境還不夠，”他說，“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使我們真正睡不著覺的恐怕長期是這個問題。”

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時候，人家畢恭畢敬地讓他講話，他說自己“講的話很多了，沒有新的話要講了”。可是一年來，他又說了那麼多，卻全都淹沒在意識形態紛爭的汪洋大海裏，連個浪花也濺不起來。

他還記得13年前那一次他採取的辦法是“到處點火”，他在全國到處跑，在東北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杷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這一連串行動，他一個人批評“兩個凡是”的話，也不會那麼快地成了全黨的聲音。現在，他身在上海，覺得有必要重新做點什麼。

他看到市區面貌一派陳舊，不免感歎：“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然後繼續向東，登上黃浦江東岸，心裏越發沉重：“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隨行的人談起上海30年代的繁榮，說那時上海是“遠東金融中心”，還有“貨幣自由兌換”等等。他凝神傾聽，然後說：“今後也要這樣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顯然並不僅僅在上海，他還看著北京呢。“改革開放還要講，”他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然後又說起他懷念的80年代：“當時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裏不說，心裏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

這話裏似乎有個暗示，他現在還是在等，等著那些“想不通”的人覺悟過來。他慫恿上海人給全國帶個頭，“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還說“失敗也不要緊”。這分明是在告訴上海人，不要被某種政治浪潮嚇住。

一場沒有“硝煙”的論戰

在北京人看來，上海可能是這個國家最具獨立意識的城市之一。過去這些年裏，北京人想要幹什麼，他們就偏不幹什麼，北京人不想幹的事，他們反而會起勁地幹。所以有人說，上海人和北京人總是坐在蹺蹺板的兩端，此起彼伏。現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識形態爭鬥中。“讓他們去爭論是非總結經驗吧，我們來掙錢。”多年以後，一個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這樣來區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這是埋藏在這座城市1300萬人民中的潛意識。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沒有想到，已經退休的鄧小平還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風點火。皇甫平不肯說明，正是鄧小平對一味糾纏姓“社”姓“資”不以為然。他在文章中間不斷穿插鄧的話，又不說出這是鄧說的。拿了高級領導人的話來寫社論，這在黨報制度中極為常見。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總不會天真到認為這只是《解放日報》一個言論作者的意見。

報刊上說得最多的話題大約就是姓“社”姓“資”。在《當代思潮》之後，《高校理論戰線》也加入進來，它說，要不要問姓“社”還是姓“資”這個重要的是非問題，已經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弄亂了。接著便張弓搭箭，對準皇甫平一通亂射：“至今仍有些論者把‘姓“社”還是姓“資”’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

《真理的追求》則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說“凡是反對問姓‘社’姓‘資’的人，都是想當奴隸並且也叫中國人都去當奴隸”。還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

《求是》有篇文章的題目就是和皇甫平針鋒相對的：《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隨之而來的消息說，這文章是由宣傳部的高級官員策劃出來的。《當代思潮》接著教訓皇甫平，不應該一聽到群眾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就認為是“新的思想僵滯”。這樣會壓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性和愛國主義。“長此以往，當群眾不敢、不顧和不想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的時候，我們國家會成為什麼樣子呢?”

就這樣，上海那一邊，皇甫平說了幾句話，北京這一邊，就有那麼多人說了整整一個春天和一個夏天，劍拔弩張，針鋒相對。而皇甫平的領軍人物周瑞金成了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

鄧小平儘管抱定不再過問政治的宗旨，很想置身事外，現在卻也不能不聽聽這些聲音。他後來說，有些政治家、理論家，拿大帽子嚇唬人，顯然就是在說這類事情。但是，他這一輩子什麼陣勢沒有見過?在他眼裏，中國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變”，而是經濟搞不上去；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不是資本主義，而是自己的事情辦不好。

不管是一場誤會，還是蓄意為之，輿論已是“一邊倒”的局面。對於身陷困境的皇甫平，全國幾百家電臺電視臺、幾千家報紙期刊、幾十萬個記者編輯和党的宣傳官員，大都置身事外，既不施以援手，也不落井下石，只作壁上觀。只有一家很小的期刊和兩個無名之輩，在公開場合表示了對“皇甫平”的支持。一個是《半月談》的副主編於有海，他在一篇文章裏重複了皇甫平的話。另外一個是新華社記者楊繼繩。

地方上的黨的領導們紛紛指令其在上海的辦事處打探消息，收集皇甫平的文章，卻沒有一個敢去尋找皇甫平本人，那時候要求見皇甫平的人都是外國記者。“我絕對沒有料到，”周瑞金後來說，“幾篇署名評論會招致如此火力猛烈的‘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