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前的最後一段日子，是在思想極度鬱悶的狀態下度過的。一是對“生活會”上的許多不實之詞和無理責難，感到不公平、不公正。二是對當時的時局感到憂心忡忡，政治、經濟形勢嚴峻，社會動盪，人心不穩。三是先後得了兩場病，身體衰弱，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體重不斷下降。而更為苦惱的是，雖然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員，卻不給他任何實際工作。凡是比較瞭解胡耀邦的人都知道，他是以工作為生命的，只要能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事情，他的生命之花就會綻放，什麼思想的苦惱、身體的病痛都會拋到九霄雲外。而一旦失去了工作，他的生命之花就將枯萎、凋謝。同時，胡耀邦又是一個歷史感、時代感、責任感、使命感很強的人，他無時無刻不在憂國憂民，他的腦子幾乎永不停頓地思考著各種為國為民、利國利民的問題。現在心還在跳動，腦子也沒有停歇，思想的閘門無法關閉，可話不能說，意不能達，教他怎麼不憋悶？

工作就是生命　不善排遣愁閑

為了排遣這種鬱悶和愁閑，他每天除了讀讀書、看看文件、寫寫字、會會客之外，就是打橋牌。自從在長沙生了一場大病，到南寧後就很少出去參觀、遊覽。一般是上午讀書、看文件，下午玩牌。耀邦是個最不善於排遣煩悶的人。他沒有多少業餘愛好，基本上不看戲、看電影，看電影就看一些科教片，為的是瞭解科技發展成果，增加科技知識。對戲曲也只是翻閱一些著名的劇本，以吸取其中精彩的情節、典故和文詞，用來生動地說明某些現實問題。他偶爾也逛逛商店，目的是瞭解市場情況，但從不買東西，因為他根本不會用錢。他的全部工資和全部家用一直都是由勤務員管理，自己從未花過一分錢，也不認識人民幣。記得在“文革”期間，秘書、警衛員都撤銷了，我去看他（剛“解放”回北京），他從街上回來，買了一包米花糖，像小孩似的天真地笑著對我說，我買了一包芝麻糖，你嘗嘗。他把米花糖當成了芝麻糖，還為自己會買東西感到有些得意。大約是1958年，我曾陪他逛過一次王府井，他饒有興趣地一個商店一個商店參觀，回來後還對我說，逛逛市場，看看商店裏琳琅滿目的商品，也是一件令人開心和高興的事。這說明他不是不喜歡逛市場，而是沒有那麼多閒暇的時間。他偶爾也去劃划船，那是在完成一件滿意的任務之後，他要高興高興。他對划船也是很有興致的，但他沒有那麼多的空閒，他不願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事情上。他有讀不完的書，看不完的文件，思考不完的問題，還要走遍全國所有的縣，作調查研究。

正因為耀邦幾乎把全部生活都關注在工作和事業上，他沒有多少兒女情長，也無暇顧及天倫之樂。他的老母親同他住在前後院，有時顫巍巍地從前院走到後面他的屋子（辦公室、書房兼臥室），想和他說說話，他總是很快就把她打發走。耀邦對老母親很有感情，“文革”他被關在“牛棚”時，老母親突發心臟病去世，他回家後痛心疾首，大哭不已。他夫人李昭，一直擔任北京市紡織局的領導，工作忙，任務重，平常吃住都在機關，一般每週只回家兩次，而且是頭天晚上回來，第二天一早就走。他倆在戰爭年代就是聚少離多。“文革”期間，耀邦關“牛棚”、下“幹校”，李昭受審查，更是彼此隔絕，不能相顧。幾個孩子一直由外婆（李昭的母親）照顧。耀邦根本無暇顧及他們。只是在“文革”他賦閑在家時，正好喜添孫女，才難得有空抱抱孫女，同孫女親熱親熱、逗逗樂，以消除愁悶，享受這不易的天倫之樂。粉碎“四人幫”他複出之後，就又全身心撲在工作上，特別是擔任黨中央主席和總書記後，更是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住在中南海勤政殿，很少回家。正是由於這種長期的工作、生活習慣，在當他受到挫折、打擊和傷害後，不願意也不習慣把痛苦同家人傾吐，愁苦不易抒發，鬱悶難以釋放。胡耀邦又是個極其率真的人，他耿直、善良、厚道，胸無城府，沒有心計，不懂韜晦，不會權變，常常是喜怒哀樂溢於言表，不加掩飾。正因如此，他難於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不善於在逆境中保護和調整自己。這顯示了他光明磊落、寧折不彎的偉大人格，但也釀成了他皎皎易汙、橈橈易折的人生悲劇。

打橋牌　見性格

如果說耀邦有什麼業餘愛好的話，那就是打橋牌。早在上世紀50年代，他就經常陪鄧小平打橋牌。據說他們誰輸了，還要在臉上掛紙條，甚至鑽桌子。我在他那裏工作時，出差在火車上、工作任務完成後，只要有條件（必須四個人），就要打橋牌。1958年在江西瑞金召開共青團四省百縣會議，會議結束那天，我們連夜趕寫通訊報道，準備第二天見報。那次會議開得很成功，大家都很高興。通訊稿寫好後，已過半夜。耀邦和我們都感到了完成任務後的輕鬆。這時他不是去睡覺，而是提議打橋牌，直打到天亮。吃完早飯後，就驅車奔赴南昌，然後坐在車上睡覺。我曾多次陪他打過橋牌。“文革”後期，他“解放”後，賦閑在家時，生病在305醫院住院時；從總書記崗位下來後，1987年在天津休養時；1988年在長沙休養時；1989年在南寧休養時；從南寧回到北京後，也還不時打電話找我去家裏打牌。他的二兒媳王楊子也會打橋牌，在北京常是楊子和他的兄弟，我和耀邦四人對陣。他性子較急，一副牌沒打好或輸了，他就著急。這時只有楊子能據情據理說服和寬慰他。在天津時，他把團中央幾個會打橋牌的同志輪流找去，與他做搭檔，同天津市橋牌協會的同志打牌。人家是專業牌手，我們當然打不過他們，他輸了就著急。後來工作人員告訴我，說馮若賜怕他老輸急壞了身子，就事先做好一些牌，因此他在同馮若賜搭檔時就贏得多些。可他不知道，還高興地對周圍的人說，馮若賜的牌打得比較好。在南寧，由自治區橋協主席何忌陪他打牌。何忌是個老同志，在延安時期就擔任建委主任，延安大禮堂就是他負責修建的。建國後在廣西長期擔任建委主任，離休後任橋協主席。這位老同志雖然已屆耄耋之年，但思想比較活躍，觀念比較開放，他對耀邦十分敬佩。2007年他出了本詩文集，其中收入了一篇短文，說毛澤東想學唐宗宋祖，但卻沒有唐宗宋祖的氣度；胡耀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後被當局發現，責令他把文集收回。最終還是將這篇短文撤去，才讓重新發行。耀邦在任總書記期間，他的橋牌搭檔主要是聶衛平。他曾對我說，聶的牌打得很好，記憶力也很強。中央領導人打牌，在叫完牌坐莊時，都要交換看對方的牌。有時由耀邦坐莊，聶看一眼他的牌後就全記住了，然後在關鍵處由聶指點他打牌。耀邦說自己叫牌比較好，聶坐莊打牌比他強。另外他還讚賞聶的為人。他下臺後，不想連累別人，也不找聶打牌了，但聶還照常來看他，耀邦很感謝，但要他不要再來了。聶說沒什麼，我們不就是打橋牌的關係嗎？

在長沙和南寧時，耀邦一般每天上午看文件，下午或晚上打橋牌。電視節目除看新聞外，主要看體育頻道，特別愛看足球比賽。記得當時正在舉行世界盃足球賽，他幾乎天天要看。這就不由使我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時，蘇聯共青團請他去觀看由蘇聯和另一國舉行的足球決賽，還沒看完他就不耐煩，提前退場。蘇陪同人員無可奈何，但在回住所的路上，汽車裏一直廣播著比賽實況，當聽到蘇聯隊最後取得勝利時，車隊停了下來，所有蘇聯陪同人員都下車互相熱烈擁抱慶賀。當時我們看了還難以理解，覺得有些好笑。可現在耀邦自己也變成了足球迷。其實這就是他的性格，他是一個特別爭強好勝、不願服輸的人，因此很欣賞競技運動，而且就是要贏，不能輸。他愛好打橋牌，有時也打打麻將，下下象棋。誰跟他下棋，他要不贏是絕不罷休的。1958年武昌會議和1959年上海會議期間，休息時，他和陶鑄等幾位領導同志就在一起打麻將，並都不服輸，每次打牌結束，勝負成績，都要留下“紀要”。他打橋牌也是不取勝不甘心，因此有時就難免急躁冒進。在長沙有一副牌，成功作成了小滿貫，他高興得像個小孩一樣，可實際這是一副冒叫的牌。有人說，冒險後得到的勝利，才是最令人難忘的。

在他擔任總書記期間，中國橋協每年年終都舉行一次中央一些領導人參加的“運籌和健康”橋牌賽，小平同志和他每年都參加，而且輪流名列冠軍。就在他下臺前的年終那次橋牌賽，他對自己即將被免職下臺的前途和命運竟毫不知覺，還興高采烈地對周圍的人說，今年該是我的冠軍了吧！就在這次橋牌賽後不久，中央召開了批評他的“生活會”，他被迫辭去了總書記的職務。

“生活會”之後，小平同志還曾找他去打橋牌。頭一次他不好拒絕，但可想而知，那時他同小平打牌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和滋味。後來小平再找他時，他就托詞推謝了。

最後墨寶　抒發心聲

除了打橋牌，那段時間，他就是作詩和寫字。1988年他寫了不少詩，主要是題贈知交故舊、親朋好友的。他的詩立意新，格調高，有韻味，但請教專家，說不合格律，因此後來也就不寫了。寫字是他休息的一種方式。在南寧，小客廳裏就設有一張案桌，上面鋪著宣紙，擺著毛筆、硯臺和墨汁，準備他隨時揮毫寫字。

1989年3月12日，也就是離開南寧回北京的頭一天，我正在西園飯店房間編審《劉少奇研究論文集》的稿子，齊東然參謀忽然來叫我，說有事情，要我馬上到耀邦同志那裏去。我跑過去一看，屋子裏圍著許多人，原來是西園飯店的經理正在請耀邦為飯店寫幾個字。本來，耀邦已謝絕給任何人題字。他對一些老同志、老幹部、很親近的朋友知交要求寫字，甚至有的同志把宣紙送來了，他都很風趣地說：等二十年以後我再給你寫，現在我的字寫得不好。但對西園飯店的職工他無法拒絕，他曾幾次住在這裏，同他們朝夕相處。他是為了感謝他們，為了感謝西園飯店上上下下為他服務、和他相處了幾個月的普普通通的人們。耀邦鋪開了宣紙，手握毛筆，正在徵求大家寫幾個什麼字，大家都一下想不出好詞來，就來找我。可我因為沒有思想準備，一下也無言以對，同時覺得耀邦寫的話，過於俗套和一般化也不行。我想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但當時就被自己否定了。經過幾分鐘的沉默，最後還是按齊參謀的意見寫了“第一流服務”幾個字。當時，我真覺得自己怎麼那麼不中用，平常還有那麼點“才思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