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開的中共“七大”，是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極其重要的一次大會。它是中華民族的精英聚集一堂，為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而舉行的一次盛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上一個偉大的里程碑。這次大會之所以能取得輝煌成就、巨大功績，縝密而扎實的前期準備為它的成功舉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多次動議醞釀七大

黨的七大於1945年召開，距1928年召開六大歷時達17年之久。其實，關於召開七大的動議早已有之，光準備工作就進行了多次。

1931年1月7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有的代表提出召開緊急會議，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政治局報告中也提出“党現在就應開始準備七次大會”，共產國際代表也表示贊成，全會決議案便決定“委託新的政治局開始必須的準備工作”，此後不久，由於國民黨軍隊連續對中央蘇區發動“圍剿”，戰事連綿不斷；党的最高領導機構中連續出現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腳，被迫轉移到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等原因，召開七大之事便難能顧及了。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日漸安定，召開七大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即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在最近期內”召開七大，並初步擬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務和議事日程。會議決定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5人組成秘書處；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由於諸多因素相擾，這個決議並沒有被付諸行動，籌備委員會也沒開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又在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就召開七大的報告起草、議事日程、代表分配及產生辦法等具體細節和準備工作做出了若干規定和明確指示，並就這一決定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希望共產國際派人指導。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選舉出代表：總數約為450人（7月21日的通知又作了補充：“各地除照數選舉正式代表外，並應選出三分之一的候補代表，總數為一百五十人”），並就代表的名額作了具體分配：北方局74人，八路軍95人，新四軍50人，南方局（包括四川在內）56人，邊區（包括中央機關、留守兵團在內）100人，中原局50人，陝西省委15人，華北3人，東北3人，新、蘭（即新疆、甘肅——作者注）4人。同時強調代表必須為一年以上黨齡、政治上絕對可靠的正式黨員，一般年齡在20歲以上；盡可能使婦女、青年代表占10%，工人代表占20%，而且工人代表盡可能涵蓋有大城市、大產業、鐵路、海員、礦山等區域或行業；必須注意代表質量，鄭重選擇，不得濫竽充數。然而，從這時起，國內形勢又發生變化，國民黨頑固派相繼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領導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軍“掃蕩”上，召開七大的籌備工作又一次受到影響。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決定在“五一”勞動節召開七大，要求一切準備工作要在節前完成，而且決定七大的議程主要為三大報告，即政治報告（毛澤東）、軍事報告（朱德）、組織報告（周恩來）。會議還確定了大會秘書處等機構，任命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王若飛、李富春為副秘書長。隨後不久，中共中央又決定推後召開七大。當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又曾打算於次年上半年召開會議，後因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和其他工作相擾，召開七大被再次推遲。

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在7月17日召開的會議上向政治局提出於8個月至9個月內召開七大等相關建議，中央政治局採納了其建議，於8月1日發出《關於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會的指示》，決定七大改在年底舉行，並特別指示彭德懷、羅瑞卿、蔡樹藩、薄一波、聶榮臻、呂正操、朱瑞、蘇振華等“來延諸人交代職務後即行動身，近者九月內，遠者十月內，到達延安參加預備會”，其他出席大會的代表也必須于最近期限內啟程。隨後，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開整風會議，要求党的高級幹部學習黨史，七大再次延期。

經過整風運動，全黨思想空前統一，其他各方面條件也已具備，於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在1944年5月10日召開的會議上決定：立即著手籌備工作，準備召開七大，在7個月內開預備會，8個月內開大會；5月寫出大會報告及指定發言的提綱，6月上半月成文；預備會開1個月，正式大會一部分公開舉行，並可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會議同時明確規定了起草各大報告的成員及其負責召集人：軍事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毅、葉劍英、譚政、徐向前、賀龍、聶榮臻，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由劉少奇負責召集；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委員會成員為周恩來、鄧穎超、陳毅、王若飛、薄一波、賈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來負責召集；黨內歷史問題決議由任弼時負責。會議還決定在七大前召開六屆七中全會，並於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5月19日，中央書記處又決定，5月21日（星期日）召開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下午一時在楊家嶺舉行）。一再延遲的中共七大，至此終於提上了日程。

想方設法籌措物資

糧食、蔬菜、紙張、藥品以及其他物資的供應是否充足，直接決定著人員眾多、場面宏大、會期較長的七大能不能如期舉行。為了不使七大因物資供應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黨中央就組織有關人員開始了會議所需物資的籌措工作。

當時由於戰爭環境，加之國民黨的封鎖，當時延安物資供應很緊張，黨中央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籌措物資的基本原則：因陋就簡，盡可能就地取材；延安數量實在有限而不能滿足供應的，就到附近的解放區籌措。

會議需要印製大量材料，而延安當時又極度缺乏紙張。籌委會的成員便組織有關人員，土法上馬，以當時遍地都是、具有韌性、葉子又扁又長的馬蘭草作原料，利用比較簡陋的設備，製造出了一種比較適用的馬蘭紙，解決了紙張的供應問題。七大的會議材料都是用馬蘭紙印製的。

召開七大時，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已經取得顯著成效，部分物資已可供應會議，但糧食缺口仍然很大。1945年初，黨中央組織的七大籌糧組從山西境內將糧食順利運送到了延安。這一成績使得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更加堅定了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心。聞此喜訊，他們立即拍板定案：開會，七大不能再延期！

解決了糧食問題，邊區的蔬菜、水果、豬羊肉供應還是比較充足的。這就使得代表們每天可以吃上四五兩肉；保證八人一桌的桌上有八個菜，葷菜主要是豬肉、羊肉，他們還吃過幾次黃河鯉魚；蔬菜供應尤為充足，代表們在飯後還可以把西紅柿、黃瓜當水果吃；主食是小米，每隔兩天可以輪換吃上一頓饅頭或大米飯。豐盛的伙食，使代表們身體健康，精神飽滿。

會議間隙，會務組還有條件多次為代表們舉辦體育活動和文藝晚會。週六晚上都有舞會，這時，中央領導同志和一些代表穿著布鞋或草鞋，都會聚集在王家坪桃林的草地上跳交誼舞；魯迅藝術學院和留守兵團部隊藝術學校等文藝劇團為代表們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話劇；代表們還可以在一起下象棋，或打康樂球；會議期間的5月8日，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蘇聯人民發表講話，宣佈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了慶祝勝利，七大休假一天，代表們和延安各界群眾一起，參加歡慶活動。晚上，放映了《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蘇聯影片（有的是譯製好的，有些沒有譯製的就由從蘇聯回來的同志現場口譯）。

安全保衛工作也做得很到位，七大期間，延安比較平靜，沒有遇到敵人的騷擾和破壞。

物資籌備工作的提前著手和悉數完成，為大會的如期召開、順利進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障，使大會沒有因為物資供應而受到任何影響。

通盤考慮選擇會址

其實，在為召開七大而進行的所有實質性準備工作中，大會會址的選擇、禮堂的籌建工作是著手、動工最早的，這是根據1939年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發出的關於召開七大的通知中所定的時間表採取的行動。

當時，日軍的飛機多次飛臨延安上空轟炸，軍民傷亡比較大，所以，為了保證會議的順利召開和代表們的安全，黨中央在七大會址的選擇上也是慎之又慎。然而，這一看似簡單的工作，卻是幾經變遷，最終才落腳楊家嶺。

中央最初曾考慮在安塞縣修建開會的禮堂。1940年5月，主管這一工作的任弼時和李富春親自到安塞縣的真武洞實地考察。考察後覺得儘管那裏環境隱蔽，便於防空，但是離延安較遠，交通不便，只好作罷。

接著又考慮將會址放在棗園後溝，因為那裏山坡上樹木比較密集、高大、蔥郁，便於隱蔽；離領導人和代表們的住處相對不是太遠，便於往來；離市內也比較近，便於應急物資的採購和供應。於是便在後溝西邊山坡上比較平坦的山坳地上蓋了禮堂，在附近打了窯洞。建成後才發覺，棗園後溝雖然秘密條件好，但地方太窄太小，條件比較差，容不下那麼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用水都成問題，只得放棄。

最後，經多方考察，綜合考慮，將會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楊家嶺。這裏地形比較平坦，地勢相對開闊，兩邊山坡不是太陡，已建有多處窯洞，其中中央黨校的校舍就可以作為代表們的住處直接利用，只需建一座禮堂而已。而楊家嶺原來就有一個磚木結構的禮堂，可容三四百人，1941年冬天不慎被一場大火燒毀。所以，在確定會址的第三天，時任中央副秘書長的李富春就請來了自然科學院的建築專家楊作材，要他重新設計一個修建方案。楊作材很快就拿出來了兩個修建方案。第一個規模比較大，可容納所有的中央機關人員在裏面工作。李富春看後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