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選民距離越近，議政越有底氣

近三千名全國人大代表，每年提出約五百件議案，很大一部分由一些“明星”代表包辦。每個“明星”代表的背後，有著優於一般代表的物質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與選民有更近的距離。

本屆全國人大到了最後一次大會，2012年參會的2830名代表，一共提出並被採納489件議案。

幾位“明星”代表持續發力。浙江團被採納72件議案，僅企業家周曉光就貢獻了33件；湖北團被採納14件議案，8件出自周洪宇教授；黑龍江團被採納28件議案，孫桂華和遲夙生兩個法律人提交了7件。

年年如是。周曉光每年提交的議案都維持在30個左右，幾乎佔據了浙江團的半壁江山，這一數字也超過多省代表團議案總和；過去十年，她被採納的議案已達203件。同樣是兩屆代表的湖北學者周洪宇，有201件議案被採納。

梳理可見，“明星”代表以企業家、學者和法律人士為主，他們充分利用了與其職業相關的物質或智力支持。在浙江團，同樣是企業家的趙林中，2012年帶到北京的議案建議也多達66件。

按照法律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可提出全國人大職權範圍的相關議案，比如法律案、選舉案、監督案、質詢案、罷免案、重大事項決定案等等。本屆人大五年來，2541件議案中的98.6%為法律案。

提得狠，不如提得准

既能撓到這個社會的痛處，又不越敏感議題的雷池一步

作為浙江義烏一家飾品企業的老總，周曉光的議案從不限定於經濟領域，在2012年33份議案中，既有民間借貸法，亦有關乎民生的博物館法、見義勇為法。

緊盯熱點，偏重建設性，這是周曉光給自己定下的準則。

在周曉光印象中，唯一一次冒進的經歷，是有其他團的代表找周曉光聯名一個議案——修改計劃生育法。按照規定，全國人大的議案必須由30人以上聯名才能提交。

議案的大意是，允許多少收入以上的家庭生二胎。但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人找到周曉光時，她立刻收回了這個議案。“他們說計劃生育是國策，我後來一想確實考慮問題還不夠全面。”

來自廣東的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舒，議案的心得則是強調精准。2003年，陳舒提出建議對收容制度進行專項調查，恰逢孫志剛案發酵。不久，國務院就撤銷了收容遣送辦法。“國家之大，要解決的問題之多，要理性思考哪些問題是最緊迫的。”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是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當了十年全國人大代表，每年的議案和建議都在20件左右，其中一半跟教育有關，通過率約70%。

周洪宇覺得，除了專業性強之外，跟他“不趕趟”的思維有關；自2001年從政後，他更意識到，既要考慮政策，又要考慮資源。比如義務教育法要一下子通過比較難，他就建議分四年逐步推進。2006年義務教育法獲得通過。

兩年前，周洪宇提出關於校車安全的議案，同樣延續上述思路。2011年12月，國務院出臺校車安全條例徵求意見稿，顯然與2011年的幾起嚴重校車事故直接相關。

“明星”代表們說，不可能提一個議案就能馬上立法，但一定要鍥而不捨，呼籲的人多了，很可能就會破題。紅十字會法在頒佈之前，薑健連續提了四年，而2012年也已經是周曉光連續第五年提民間借貸法了。

律師遲夙生9年前開始建議刪除刑法關於“組織他人賣淫”的處罰規定，引發社會對“賣淫合法化”的爭議，議案三次被退回。人大稱，不符合國情。遲沒放棄，她去中國政法大學讀了博，請教艾滋病專家，去北京公安局查一年有多少兇殺案件跟賣淫女有關，甚至遠赴重洋考察國外紅燈區。

“在每個議案上花的精力不亞於打一場官司。”遲夙生說，一些細微的變化已經在發生。“譬如過去公安局辦案是以安全套的減少作為衡量組織賣淫嫖娼的一個標準，甚至用這個來處罰你，但後來變了，不但不用這個懲罰，安全套的放置也無形中多了很多。”

顧問+外腦

請“秘書”甚至成立“顧問團”反而應該是人大代表積極履職的體現

周曉光2012年有好幾個關於醫保的議案，都是杭州一位外科主任提供的。每年兩會前夕，成百上千條意見就會通過電子郵件、電話、來訪等，彙集至義烏建設大樓的907房間。

這是周曉光設在當地的一個聯繫點，已經運轉了將近十年。這期間，周曉光收到的來信、來電、來訪近萬個。最初，周曉光只聘請了當地幾位退休老幹部作為固定顧問班底。到後來，當地的官員、外地的法學教授、省委黨校的老師、外省公檢法負責人，也慢慢加入進來，成為兼職智囊。“目前跟我們固定聯繫的單位和個人已經有八十多個。”周曉光說。

每年10月，義烏市人大會幫忙組織當地各界召開座談會，談談他們這一年最關心的問題。11月份，周曉光與顧問團集中討論兩三天，哪些適合提，然後顧問團成員分頭找材料、研究法律、調研，完成初稿。

碰到一些財稅專業問題，周曉光說，當地的財政局長、工商局長都會傾力相助，“他們看到了實效”。譬如她提的義烏國際自由貿易區改革試點議案最終獲批。這位義烏女商人還提出“氣候變化應對特別法”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據此作出相關決議。

周洪宇是全國人大代表開闢議政網站的鼻祖。2003年9月以來，他的“洪宇在線”已有將近4萬人次的瀏覽、留言、投訴。網友出了很多點子，比如“關於禁止虛擬財物與現實貨幣交易”的建議，最早由一位IT男提出。

涉及更加專業的，教授周洪宇也會像周曉光一樣尋求專家協助，包括他自己所擅長的教育研究。提義務教育法那會兒，周洪宇不清楚義務教育階段的學費該怎麼算，於是想起了主管全省教育經費的時任湖北省教育廳廳長路鋼。

“義務教育的單有多大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所擅長的學理研究正是結合了路鋼廳長的財務概念，結合了自己的行政工作實踐，才變成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議案。”周洪宇回憶，路鋼是留英數學博士，他提醒可考慮借鑒人均GDP與生均財政經費的國際平均數，周洪宇一算，得出了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大致需要875億元，如果僅限貧困縣，則只需200億元，國家完全有能力承擔。

對於代表們而言，更大的麻煩是寫法律條文。2005年，全國人大將議案與一般建議批評嚴格區分，提高議案門檻。議案確認工作前移，一般如果已在立法或列入近期立法規劃，應附法律草案。

2007年，周洪宇第四次提交反就業歧視法，為了弄清什麼是歧視，什麼是合理差別，他請教了不少法學專家，包括2010年11月過世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武漢理工大學法學院教師陶雙文。最終的立法建議稿，是在陶雙文的幫助下一起完成的。

來自安徽的全國人大代表左延安是一家企業老總。他每年多達十份的議案，源自公司法律顧問、專職法務人員，還有常年合作的律所。

即使是法律界代表，也會借助“外腦”。遲夙生的“班子”是她律所的所有下屬。2009年底，她接到退休幹部李明的電話，希望推動二次房改。2010年元旦，律所二十多個律師沒休息，逐條研究，寫出一個完整的法律草案。3月，議案提交人大；5月，住房保障法納入立法規劃。

民意的力量

讓選民能叫得出名、找得到人，議案自然源源不斷

2004年3月5日，關於設立司法鑒定法的議案被人大採納後，周曉光立刻給這個議案最初的提出者——北京石景山區一位素不相識的男子，打去電話表示感謝，結果對方在電話裏泣不成聲，一連五六聲謝謝。

周曉光說，碰到這樣的事，她都會這麼做。“我會告訴對方，他做的貢獻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整個國家。”回到義烏，她還會吩咐顧問團的工作人員，給那些對“兩會”議案提供幫助的單位個人一一寄去感謝信。

儘管有顧問團協助，調研的時候，周曉光還得親自上陣。“如果你不是人大代表，很多部門不會接待你。”周曉光說，她一年花在履職上的時間不下三個月。就拿司法鑒定法的議案來說，她既要跑到省市兩級公檢法查材料，也得下到農村核實每項內容，企業的事情只能在晚上和休息日處理。

對於“明星”代表們來說，一種無形的責任感，促使他們常常忘卻兼職的身份。

全國人大代表回到家鄉，一般各種榮譽評比都會找上門。遲夙生統統拒絕。“我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這（提議案）上邊，不幹別的。”

遲夙生的許多議案，都來源於辦案過程中的親身經歷，以及持續了18年的免費法律咨詢。比如提“賣淫合法化”議案，就是因為平常經常代理賣淫女被殺的官司，有失足青年哭訴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慘痛經歷。

民意的力量，讓“明星”代表們的發言更有內容，也讓他們更有底氣。

有一年的兩高報告，幾百代表投了反對票，其中一個就是遲夙生。“只要你無所顧忌，也就不存在任何阻力。”還有一次因為新拆遷條例的事，她和住建部的人在電話裏爭吵了一個小時。

在列席常委會討論個稅改革的一次會議上，浙江“明星”代表趙林中“炮火”很猛：3000元合理，還是4000元合理？這個講不清楚，但是這個民意我覺得需要重視，否則以後我們有重要的法律出來前，還徵求不徵求意見？有的老百姓說“人大”是“大人”。

根據規定，全國人大代表所提的議案主要應為全國性議題，但普通人管不了這些，人大代表在他們眼中個個都是包青天。

周曉光的辦公室，是第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聯絡點。到訪的人裏邊，有不少是上訪戶。這9年裏，光接待來訪客人用的紙杯就花了6000個。

“我們畢竟不是司法機構，只能幫他們解壓，告訴他們解決這個事情正確的渠道。”周曉光的助理徐軍說，某種程度也是幫政府減壓。

2010年8月，代表法修正案規定，代表不設個人工作室。周曉光徵求了義烏、金華、浙江三級人大的意見。他們明確答復：你們這個是我們支持成立的，你照常運作。

（劉俊 宣柯吟 姚雪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