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別調整成社會變化縮影
“這些年社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社會階層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界別應該有所改變。”–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李昌鑒。
“農業界別107名委員，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
“（在產生機制上，）人民代表大會強調代表的廣泛性，而政協更注重委員的精英性，進入門檻更高。”–北京大學政黨研究中心教授金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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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12年全國政協會議進程，“界別”，這個年年兩會都能聽到卻又陌生的詞，再次登臺。
定義於改革開放後
有別于人大代表以省級行政區為依據區分，政協組織則是按照各政黨、各團體、各民族和社會各界等不同類別，分配委員名額，進？行委員編組，組織委員活動，稱之為“界？別”。
這一概念並非一開始就有，1949年新政協成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以“參加單位”來表述自身的組織構成。1954年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成立時，則有了“醫藥衛生界”、“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等具體的提法。
直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並經與各方面協商確定的政協委員名單中，將所有政協的參加單位稱為“界別”，並提出了“界別設置”的概念，方成定案。
政協成立以來的60多年中，界別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階層的變化。
1954年全國政協設立了具有特定歷史印記的“合作社”界別。1978年，合作社界別被取消。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增加了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界別。及至第八屆政協，原來的“港澳同胞界”又分為“香港同胞界”和“澳門同胞界”。而由於改革開放的背景，第八屆政協還增設了經濟界別。
自1993年第八屆政協界別調整為34個，其界別總數至今未變。
“精英化”的政協委員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建議調整政協界別設置的聲音越來越多。
“作為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政協界別應該覆蓋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說。
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現有委員2262人，其中農業界別有委員107名，沒有一個是來自田間地頭的農民。
“不是科研院所的專家，就是主管農業的官員，再有就是農民企業家，真正的農民沒有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福建省政協主席梁綺萍說，像農業界別中沒有農民的情況在政協其他界別中同樣存在，經濟界別中鮮見一線的職工，醫藥衛生界別中很少有一線的醫生、護士。
金安平亦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人大代表中有修腳的、掏糞的，但政協委員中鮮有賣糖果的、掃馬路的。
金安平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強調代表的廣泛性，而政協更注重委員的精英性，因此進入門檻更高。而據政協章程第30條規定：全國委員會的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人選，由上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這意味著，上屆委員的推薦可能起很大作用。
“目前的政協委員基本上都是精英人士推薦，而當前農民中也已經出現了精英人物的代表，他們應該能夠傳遞農民的聲音。”金安平說。
到底屬於哪個界？
一些政協委員對自己的界別劃分也同樣有些困惑。
在現行政協界別設置中，民建與工商聯、臺盟與台聯、九三學社與科技界等黨派界別和團體界別有交叉，科協與科學技術界之間也有交叉。
山西醫科大學生理學教授吳博威曾是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最初被推薦到教育界別，由於教育界人數過多，後來又被推薦到九三學社界別，因為九三學社的科技界人士居多，而他教的生理學也可以看作是“科學”。
“說我是科技界的也行，但我覺得進入教育界似乎更合適。”曾擔任學校副校長的吳博威長期從事教育管理工作，在他看來，界別的設置應該能更加體現界別的特色才是。
無黨派界別的委員社會職務身份構成最為複雜。該界別共有64名委員，他們之中，既包括著名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也包括衛生部部長陳竺和著名演員陳道明，還有一張來自央視的大眾熟臉，崔永元。
其他如來自教育、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國內精英，都可以在這個界別中找到對應的人選，甚至這個界別內還有專門研究核電的人？士。
為彌補政協的界別設置很難及時覆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階層的缺陷，或者為滿足某些特殊人物的政治安排的需要，還有一些特別邀請類人士加入政協，簡稱“特邀界”。
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不僅僅是澳門界委員，也被歸為特邀界委員參加會議。
青聯、共青團界別的政協委員，由於其所在組織的特殊性質，亦不乏中共黨員身份的成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韓紅是娛樂圈內的資深黨員，就作為全國青聯委員被歸為青聯界。
由於沒有單獨的法律界別，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於寧屬於全國總工會界別，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紅宇則被歸入婦聯界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陳冀平，此前提出過要單設法律界別的問題。這得到了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李昌鑒的贊成。
同時由於組織程度不高，這些界別的委員儘管是以界別身份推薦的，但無法向本界別負責，也無法接受本界別的管理，往往單兵作戰。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大會期間收到界別、小組提案28件，而該次會議共收到的提案數量為5762件。
“政協的界別理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所增減。”李昌鑒說，“改革開放這麼多年，產生了那麼多新的社會階層代表，政協界別是時候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