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李大釗，腦海裏總會浮現曾經看過的一個話劇場景。那是2011年7月，天津人藝小劇場為配合建黨90周年上演話劇《鐵肩擔道》，最後一幕李大釗昂首走向刑場，天空被映成血紅色，窮兇極惡的敵人發瘋般地叫囂“快絞！快絞！”，李大釗針鋒相對、慷慨激昂地陳詞：“絞吧，你們這幫醜類！動手吧，你們這些熱鍋裏的遊魚！不要以為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話劇再現這位偉大革命先驅85年前刑場鬥爭的壯烈情景，他堅定的革命信仰和視死如歸的精神，震撼著我們每個人的心靈。

李大釗，河北省樂亭縣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著名學者。1916年留日回國後，他參與編輯《新青年》，並和陳獨秀等創辦《每週評論》，積極領導了五四運動。那一時期，李大釗撰寫了很多歌頌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論文，深刻而有力地影響了我國的一代知識分子，使他們逐步走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澤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李大釗雖然早早就走了，但卻留下豐富的革命遺產和精神財富，他打造的清正勤謹的家風，延續了100年，傳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華，逝世前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兼黨委書記；而李葆華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大款”，李青已從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和省政協副主席崗位退休，李宏塔現任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李亞中為水利部工程技術人員。李青和李宏塔的廉潔，多次見諸報端，筆者在聽他們講述其成長歷程後，深感李家家風的可貴。

財產僅1塊大洋

李大釗犧牲20多年後，李亞中才出世。“對於祖父，我大多是從書中瞭解的。”李亞中說，雖然未曾謀面，但他通過文字與祖父相遇了。

李大釗很小的時候，父親便去世了，他由爺爺一手撫養長大。雖然出生於農家，但爺爺一直非常重視李大釗的教育。“從五六歲入私塾，到從日本留學回國，他前前後後上了18年學。”李亞中說，李大釗從小便樹立了致力於民族解放事業的遠大志向。早年，他也像同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樣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救國的辦法。但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李大釗把關注的目光轉向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他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從此確立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並影響了一批青年學子。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在李大釗領導下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思想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

李亞中告訴記者，李大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時工資140塊大洋，後來他任教授漲到200塊，再加上他在別的大學兼課，每月收入至少在250塊至300塊大洋。“他去世後家裏的財產僅有1塊大洋。由於沒錢安葬，只好舉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眾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後，李大釗每月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80塊大洋作為組織的活動經費。此外，只要有窮學生向他張口，他都會仗義疏財。李亞中清楚地記得姑姑李星華的回憶，每到發工資時，李大釗就會領回來一把欠條。後來，為了不讓李家斷炊，北大校長蔡元培只好囑咐會計科每月從李大釗的工資中拿出50塊大洋，直接交給李夫人。

李大釗的高尚品質感染了許多人。不論政見是否相同，人們都對李大釗抱有衷心的崇敬之情。在為李大釗舉行公葬的募捐中，就連政見相左的汪精衛也捐了1000塊大洋。曾因“問題與主義”與李大釗進行過論爭的胡適，在《胡適文存》第四卷的扉頁上寫道：這一卷獻給李大釗等四位先生。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在北京逮捕李大釗等80餘人。在獄中，李大釗備受酷刑，但始終嚴守黨的秘密。4月28日，北洋軍閥政府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38歲。

李亞中告訴記者，祖父被殺害後，一家人顛沛流離。“父親李葆華為躲避反動軍閥的抓捕，在友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當時他還是一個中學尚未畢業、但已有兩年團齡的社會主義青年，蔡元培先生給他開了一張高中畢業文憑，他用了半年時間，補習日文和其他課程，考取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化學系，還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李葆華中斷學業，憤然回國，並未獲得學位，他的淵博學識來自于常年的革命實踐和勤奮自學。

身教重於言教

1949年9月8日，開國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調整北平市委領導班子；書記彭真、第二副書記李葆華任職不變；第一副書記葉劍英調到華南地區任職，聶榮臻繼任。27日，北平改名北京。此前，在中央領導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緊密協助下，北平市委為了保證開國大典順利進行，已經緊張工作了數月之久。10月1日，李葆華提前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妻子田映萱在家坐在收音機前，等待收聽新華廣播電臺實況轉播。兩歲半的女兒李樂群依偎在她的懷裏。4個月大的次子李宏塔還在繈褓之中。

現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李宏塔談起父親李葆華，感慨地說：“父親對我們沒有什麼條條框框的規定，更多的是身教重於言教。父母要求我們非常嚴格，從小學習的時候，就用祖父的事蹟教育我們，說祖父為革命英勇犧牲，雖然現在是和平年代，但並不代表任務完成了，革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要我們嚴於律己，不斷學習進步。”

李葆華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幾歲時，他就在父親李大釗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過安徽省委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等重要職務。然而這樣一位高級幹部家中，卻簡樸得讓人難以置信——老舊的三合板傢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廳的沙發坐下就是一個坑。房子是上個世紀70年代的建築，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新房。他說：“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調了。”

三年困難時期，李葆華調任安徽省委書記，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檢查城鎮居民的糧食供應配額。他借了一個糧本，自己到一家糧店買糧。營業員給了他３斤大米、７斤紅薯乾。李葆華說：“不對，國家規定是每人每月７斤大米、３斤紅薯乾。”營業員說：“是上邊讓我們這麼賣的。”兩人爭執起來。糧店給派出所打電話，公安人員帶走了這個戴著眼鏡、知識分子模樣的大個子……後來問題清楚了，糧食供應配額問題解決了，省委書記微服私訪的故事也在社會上流傳開來。李葆華卻說：“我沒搞過什麼‘微服私訪’，下去不浩浩蕩蕩就是了。”

從1966年起，李葆華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讓幾個子女刻骨銘心。李亞中回憶，“父親從作為省委第一書記到被衝擊、被揪鬥、被抄家、被罷官、被軍管、被長達數年地在全省遊鬥，失去人身自由達6年之久。落差如此之大，超乎常人的想像，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自抄家之後，李葆華夫婦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趕出了家，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廢棄的小更衣室裏。“房子不夠，就把男女更衣室之間的過道用蘆葦擋上當住所。後來，母親被放出來，也只能住在這裏。不但如此，有5年時間，專案組不允許父親和母親相見。我們全家忐忑不安，擔心李葆華不堪忍受淩辱而尋短見。“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們才爭取到探視機會。父親顯得蒼老消瘦，但沒有想到他在逆境中，不缺乏樂觀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正如爺爺李大釗那樣。”

1978年，李葆華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主持工作，“69歲高齡和一個生疏的領域，對他而言顯然是巨大的挑戰，然而，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的4年裏，父親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業的撥亂反正，解決了長期積存的問題，落實了黨的幹部政策，組織培養了金融人才，推動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推進了金融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也為中國成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做出了傑出貢獻。”

車子和房子

父親去世後，有記者問李宏塔：你父親給你們留下了多少遺產？李宏塔說：“我們不需要什麼遺產，李大釗的子孫有精神遺產就夠了。”

其實，從幾個子女的生活點滴，就能瞭解李家的家風。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長江路、六安路上，總能看到一個身材魁梧、滿頭灰發的中年人騎車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親熱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 擔任領導工作20多年，李宏塔騎壞了４輛自行車，穿壞了５件雨衣、７雙膠鞋。隨著年齡增大，這幾年他才將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車，後來因為上班路途太遠，開始坐汽車。他笑稱自己會在能力範圍內儘量節儉，“但也沒必要為此作秀，真實就好”。

1987年，李宏塔調任安徽省民政廳副廳長，曾先後4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房近200套，卻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子，在擔任廳局級幹部期間，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舊房裏。按照省裏的有關規定，李宏塔應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三次分房他都榜上有名，但他考慮到廳裏人多房少，都主動讓給了其他同志。1998年是最後一次實物分房，已擔任廳長的李宏塔也有過思想鬥爭，但他想到許多年輕科長住房較差、需要改善，他不顧妻子的埋怨，放棄了最後一次機會。廳裏許多同志為他“打抱不平”，後來，省裏給他補了一個20平方米的小套間，他正在讀研的兒子才有了一個自己的空間。

在小兒子李青的成長歷程中，有兩件事情讓他一直銘記在心。1994年，李葆華到杭州開會，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到駐地看他，剛好李青也在。“李澤民告訴父親我表現很好，可父親馬上對李書記說‘你們要嚴格要求!’”“還有1995年秋，我在中央黨校培訓學習，週末都要回家看望父親，一般都騎自行車，下雨下雪就是坐公交車。從青龍橋到三裏河，騎車要一個多小時，當時我已經50多歲了，但父親並沒有因此而照顧，不讓他的司機接送我。我感到，這是父親對我們子女的大愛，真誠的，嚴格的愛。”

（鐵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