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劉少奇一案，是這場動亂中牽涉面最廣、受害人職務最高、後果最為嚴重的案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劉少奇研究專家黃崢在查閱大量史料及親自採訪的基礎上，寫了《劉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出版），對該案的前因後果進行了全面描述與分析。

由於一個時期以來，毛澤東對國內階級形勢、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以及他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多次對中央一線的工作提出批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進一步認為，全國的黨、政、軍各界混進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有發生反革命政變的可能。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逐漸失去信任，因此有些重要問題不再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商量，而採用非正常的程序和手段直接處理，包括改變中央第一線領導的集體決定和處分一些高級幹部。野心勃勃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則利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挑撥離間，以售其奸。劉少奇等在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顯然感覺到了這種不正常局面，但又沒有辦法出來抵制和糾正，只有加強集體領導，多請示彙報，儘量按毛澤東的指示行事。儘管如此，仍不時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和否定。

毛澤東自1965年10月起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1966年1月12日他在武漢對當地幾個主要負責同志說：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由於毛澤東沒有明說“中央搞修正主義”的是誰，別人又不能瞎猜，所以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數領導幹部都不清楚也不理解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也就無法作出“反應”。林彪1967年5月在會見外賓時當著毛澤東的面說：“有人說毛澤東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現在中央領導同志凡是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未犯錯誤。”這說明毛澤東曾經向少數人交過底，但顯然不包括劉少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與林彪相勾結，由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宣稱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次座談會的紀要經過毛澤東幾次親自修改。這兩件事在進行過程中都有意保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兩黨代表團在北京會談。在磋商兩黨聯合公報過程中，日共堅持要求公報中在批評蘇聯共產黨時不要點名。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表示可以同意日共的要求。另外還有一件事：蘇共中央來信邀請中共派代表團參加蘇共第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此研究後提出了應邀參加、堅持原則進行鬥爭的方案。毛澤東在聽取康生對這兩件事的彙報後，批評並否決了政治局常委的這兩個決定。3月

28日，毛澤東在會見日共宮本顯治時說：“北京的同志和你們搞了個不痛不癢的文件，我看了就不舒服。”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批評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並經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同意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說這個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說：什麼吳啥、翦伯贊，是中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我歷來主張，中央不對時，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會議，專門講了這個問題，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毛澤東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澤東的談話，不只是對彭真、陸定一的直接批評，同時表明他下決心要發動一場清算中央內部“修正主義”的革命。

4月10日，林彪、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4月9日至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傳達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關起門來統一思想”（康生語）。在會上，康生、陳伯達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罷官》以來和歷史上的所謂“一系列嚴重錯誤”。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一個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銷《二月提綱》。4月16日起，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並決定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二月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中央書記處會議後，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集中到上海加緊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沒有點彭真的名，後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在修改時專門加了一段點名批判彭真的話，毛澤東同意了。從4月14日到30日，毛澤東在17天中先後8次審閱修改《通知》稿，並加寫了好幾段重要文字。

劉少奇於3月25日至4月19日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這期間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他都不知道。4月20日他出訪回國後，立即從昆明趕到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時會議已近尾聲，彭真已被點名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已由毛澤東修改定稿，“中央文革小組”的人選也已確定，只待提交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這時毛澤東仍在杭州，依慣例，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上情況由康生向毛澤東請示彙報。這種做法和以往不同。劉少奇以前曾多次主持中央高層會議討論重大問題，都是由他本人直接向毛澤東報告情況的。

劉少奇是努力按照4月杭州會議和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主持這次會議的。可以明顯看出他相當被動。由於彭真已被點名批判，免職勢在必行。5月4日，彭真向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今後不管了。劉少奇、鄧小平當然只有同意，並決定由李雪峰代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提交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在5月16日通過時一字未改。本來在會議討論中也有人提了一些意見，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意見，但陳伯達、張春橋等藉口毛澤東已審定而堅持不讓改，所以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地付諸通過。劉少奇或許感到這是一種黨內生活不正常的表現，卻又無可奈何。他在文件通過時說了這樣幾句話：“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大家意見還是不改好，不如原來的好。”

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即5月26日，劉少奇在大會上發言。他主要講了對毛澤東一系列指示的理解，並且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批評，歷數了自己從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直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錯誤。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他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的同時，會外的鬥爭也是十分激烈。報刊上接連發表氣勢洶洶的批判文章，有的文章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發表的。《五•一六通知》的內容和處分彭、羅、陸、楊的情況正通過小道消息在社會上流傳。人們明顯地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在日益逼近。

這裏有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說的“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是否就是指劉少奇？筆者認為不是。

《五•一六通知》一開始是為批判《二月提綱》而起草的。在毛澤東最初修改的稿子上，還沒有點彭真的名，所以在他加寫的幾段話中，都是用“他們”“提綱的作者們”等代名詞來暗指彭真。筆者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也屬於這種情況，也是暗指彭真等人的代名詞之一，在用語上則是沿用了1964年7月毛澤東關於培養接班人指示（即在《九評》中加寫的一段話）中的提法。毛澤東在這一指示中說：“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顯然，這一指示根本不可能是針對劉少奇的，因為這段時間毛澤東對劉少奇並不懷疑。最明顯的證據是：1963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何況，《五•一六通知》從正式通過到最初的傳達貫徹，都是毛澤東委託劉少奇主持進行的。如果“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毛澤東便不可能這樣做。在當時，無論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還是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並在這期間同毛澤東最接近的康生、陳伯達等人，都認為是指彭真，誰也沒有懷疑到劉少奇頭上。劉少奇1966年5月18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賀龍5月19日在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這天的大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康生在發言中還主動檢討自己在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