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天，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照例答中外記者問，在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和王立軍事件時，多次強調須反思“文革”，兩次提到在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這個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回顧30年前決議出臺幕後的曲折艱辛，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曾經走過的彎路，或許我們今天能夠更好理解溫家寶的語重心長“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決議》的先聲：葉劍英建國30周年講話

197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傳工作時，胡耀邦就提出，要為國慶30周年準備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間，中央正式決定，建國30周年國慶由德高望重的葉劍英作一個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不是一般的慶祝性鼓動性的講話，而是要對過去30 年作一個總結，對30年中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說明，但又不是全面的總結。

講話稿由中央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主持起草。既要向前走，步子又不能邁得太大，起草困難可想而知。大家意見不完全一致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個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種意見認為，寫一篇宣傳鼓動的講話就行了, 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問題。後來還是回顧了整個三十年，對建國後的歷史問題作出了初步的基本估計，但沒有直接對“文化大革命”作明確否定的判斷。第二個問題是列哪些重要歷史人物以示懷念？當時拉了一個很長的名單，但沒有劉少奇，因為劉少奇當時尚未平反，最後只列三個共產黨人的名字: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第三個問題，是講不講毛澤東的錯誤？最終起草小組想了個辦法：講話從頭到尾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全部沒有主語。講話稿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通過。

這篇講話花了大量的篇幅批判“四人幫”，對於“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葉劍英說：“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講話後，人們議論紛紛，很多人不願意把這個問題往後擺，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心思就不定。

十年“文革”給這個國家壓上了巨大歷史包袱，不把過去的遺留問題解決，不把沉重的歷史擔子甩掉，就無法安下心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特別是那些成千上萬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們，非常急迫的要求改變現狀，但前提是要先“回頭看清楚”，接著才能“團結一致向前看”。因此，在講話基礎上進一步作出一個歷史問題決議成為全黨迫切的要求。人們需要達成一個共識：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文革”？而這必然會涉及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看待發動和領導文革的毛澤東？

這兩個問題該如何回答也就成為此後決議起草過程的核心。

胡喬木先後兩次起草“決議”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區前毛家灣1號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胡喬木、鄧力群召集歷史決議起草小組開會。

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早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胡喬木就參與了毛澤東領導和主持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的全過程，那是一份樹立毛澤東絕對權威的文件；這次又負責起草第二個《決議》，先後兩次為解決歷史問題、統一全黨思想而起草決議，黨史上再無第二人。

胡喬木對起草工作作了佈置：現在就著手，以起草國慶30年講話的班子為基礎，再從人民日報、新華社、解放軍報和中央檔案部門調人。把建國以來的歷史分四個階段做準備，今天開始就脫產，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閱檔案，找人訪問、談話。胡喬木講了四段的劃分和負責各段的人員，還列了一個大名單，向這些人咨詢、座談、徵求意見，各階段還需要找誰請教，各自商量決定。這次會後不久，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就集中到北京復興門外萬壽路的六所開始工作了。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都由鄧力群負責。後來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冷西也加入進來，屬於領導層面的。寫作的地方, 最初在萬壽路新六所的一號樓, 中間一段時間搬到玉泉山, 以後又搬回新六所。

參與起草工作的有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後改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和廖蓋隆、中央組織部調研室負責人袁木、中央辦公廳政策研究室的滕文生、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文化組組長鄭惠、《解放軍報》邵華澤、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組組長盧之超、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石仲泉、席宣、楊增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副組長鄭必堅等人。

鄧小平推翻初稿

胡喬木對於《決議》要解決什麼問題心裏是清楚的，他認為, 現在說“文化大革命”錯了不難, 但是必須答復為什麼發生這個錯誤。不答復這個問題，決議就失掉價值。另一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質,不答復這個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個口號就沒有力量。他認為：之所以發生“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錯誤，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階級鬥爭的認識和估計犯了錯誤。與此相聯繫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計到不適當的程度，說政治統帥一切。同時，國家民主進程的中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黨的生活方面，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威信過分突出。國家本身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原因。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組搞出了一份供領導參閱的《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太滿意。3月19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提出起草歷史決議的三條要求：一是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二是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三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在談話最後，鄧小平特意強調：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談話，等於是為起草小組確立了起草《決議》三項基本原則。後來，鄧小平又找這三人談了一次，加上了一個重要原則：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

此後，鄧小平對《決議》發表的意見有十五、六次，大多圍繞在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分析毛的錯誤。

1980年6月，起草小組拿出了初稿，送中央書記處討論。6月27日，鄧小平看了初稿後說：“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之後《決議》稿的幾次大改，其實還是起草小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不夠充分。

當時，劉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經公開平反，林彪、江青兩案審判也在準備中，文化大革命顯然要被根本否定。一些人在思想上開始鬆動——毛澤東發動了錯誤的文革，給國家造成了災難，這面旗幟還要不要打？這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如果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中共的歷史將被否定，中共領導政權的合法性也將不復存在。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北京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上來寒暄了兩句就拋出一個頗敏感的話題:“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很乾脆地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 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 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鄧小平在這位外媒記者面前“解剖”了自己: “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 包括毛澤東同志所犯的錯誤, 我也有份。”“比如‘大躍進’。這個事情, 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 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

法拉奇又說：“我有一句話，希望您聽了不要生氣，這不是我說的。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鄧小平聽了之後爽朗地笑了起來：“赫魯曉夫我很熟，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瞭解這個人的，把我比做赫魯曉夫是愚蠢的。”他明白無誤地向全世界表達：不會像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否定毛澤東。

胡喬木親自動手，提出“內亂”的定義

與此同時，起草小組還在緊張工作著。對於起草小組撰寫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幾稿, 胡喬木都不滿意, 後來索性從頭至尾親自撰寫。

除了歷史問題，起草小組能遇到一個棘手的難題，和現實密切相關，就是要把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四年這一段寫到《歷史決議》中去，這個問題又繞不開對華國鋒的評價，此時的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這一段最初只寫了6行100多字意思了一下。

到了9月10日，一個完整的決議稿寫出來了，當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這一稿中關於“文革”的論述占全稿將近三分之一，對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發動和領導“文革”的錯誤進行了否定評價，可以說是整個《決議》中最受人關注的部分。在座談會上，胡喬木講了歷史決議中一個份量很重的新論斷，那就是“文革”的性質——不是革命，而是內亂。參與起草工作的龔育之回憶了 “革命”變為“內亂”的思路扭轉：“它叫‘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說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麼‘革命’,在任何意義上也不能叫‘革命’。那麼，能不能說是反革命? 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 但整個‘文化大革命’不好說是反革命。也不能說是一場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同哪個階級鬥呢? 只好叫內亂，是一個特殊的局面。”

說明了毛澤東的錯誤, 這就為完整、準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一個帶有關鍵性的難題。本來，關於“文革”的危害和毛澤東的錯誤，在小組徵求意見時，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說法。《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認為，在《決議》裏不要寫“毛澤東思想”，只寫“毛澤東的思想”，這樣可以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