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貞昌接任民進黨主席之時，曾「於無聲處響春雷」地放了幾個「炸雷」，其中一個是調整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同時設立更高層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並商請其黨內政敵、但卻是黨內諸「天王」中最瞭解大陸事務的謝長廷出任主委。這既是蘇貞昌要縮小民進黨走向再次執政「最後一哩路」的需要，也是搞好黨內團結，調動各派系及一切積極因素（蔡英文除外）迎戰「二零一六」的手段。
但在此後，卻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是連「雷聲」也像進入深冬那樣成為絕響，因而這個「炸雷」也就變成了「詐雷」。這極有可能是由於蘇貞昌與謝長廷在推動黨的大陸政策的方式上，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矛盾，因而對將攸關自己的「二零一六」之夢是否能圓的大陸政策問題，交由其黨內政敵掌理甚不放心。實際上，據說謝長廷主張就大陸政策進行黨內大辯論，但蘇貞昌卻反對，並擔心倘由謝長廷主持大辯論，將會使其籍機掌握黨內政策主導權，反客為主，對自已的黨魁地位造成威脅。實際上，這在民進黨內是有過前例的。一九九八年民進黨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之後，當時的黨主席許信良在黨內的主導地位就逐漸被削弱，陷於邊綠化，反而在大辯論中表現亮眼的陳水扁後來卻受到黨內擁戴，以至於「黨代會」專門為他修訂《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增訂「陳水扁條款」，使他能解除「四年條款」的束縛，並終能令民進黨實現「政黨輪替」；而許信良卻被迫脫黨參選「總統」，但僅得七萬九千多票，一生英名一夕喪。
當然，蘇貞昌避談兩岸事務，可能也有著其他的原因。包括蘇貞昌目前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當務之急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目前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及在自己尚未知能否獲得連任之前，不願「為他人作嫁衣裳」，讓有可能接任的蔡英文坐享成果。另外，中共將於今年秋季舉行「十八大」，政府權力機關也將於明年三月間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進行新舊交接，因而蘇貞昌要啟動兩岸關係，也不會與即將卸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交往，而是把這個「面子」送給新任的中共黨政領導人。
但是，蘇貞昌刻意要冷凍兩岸政策，並不等於就可「側側膊，唔多覺」。媒體是不會忘記的，《遠見》雜誌就設法專訪了他。面對在台灣地區享有清譽的《遠見》，蘇貞昌即使心裡多不情願，也得「捨命陪君子」。不過，也不排除蘇貞昌是要藉此機會，對他這段時間避而不談兩岸事務進行平衡，以免對自己的「二零一六大計」造成不良影響。
蘇貞昌在《遠見》的專訪中說，他從來沒去過中國，中國這麼大、重要、離台灣這麼近，「如果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我用黨主席的身分去看看，我覺得很好啊」。他說，去訪問中國，跟中國互動，是要多瞭解中國，也是要讓中國瞭解台灣，而不是讓中國老是透過國民黨，窺探部分台灣。 蘇貞昌還表示，溫家寶說卸任後想來台灣走走，他當過「行政院長」，溫家寶如果是以「前總理」的身份來，他這「前行政院長」願意陪溫家寶看看臺灣。
按一般常識，作為月刊的《遠見》的出版流程，不同於日報甚至是電視、電台，應是有一段時間，因而這個對蘇貞昌的專訪，至少也是在出版前一個星期做的。而就在此期間，在兩岸事務領域上發生了某些可能對民進黨較為有利的變化，蘇貞昌卻未能好好地把握住這些難得的機會，反而是在「美牛」案上糾纏不休，以至是忙乎於寫信給昂山素姬等小事之上：
其一、馬政府有冷卻兩岸事務的跡象。馬英九的致勝武器之一，亦即是民進黨敗選的最關鍵原因－－兩岸關係，已有冷卻跡象。馬英九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就職時發表演講，還是將推動簽署兩岸和平協議與擴大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相提並論，以至是置於同一句話之內，沒有任何分隔的，而其在第二次「五二零」的演講卻是大為退步，只有「國際活動空間」而不提兩岸和平協議。由此，「陸委會」罕見地拒絕大陸海協副會長王在希等人入境參加研討會，其理由是擔心此一涉及「催促政治對話、政治架構」的研討會，在對岸「大軍壓境」的陣仗下，將會衝擊馬政府的「先經後政」步調。但與此同時，馬政府為了討好美國佬，不惜為「美牛」案進行朝野衝突。此顯示，馬英九在太平洋兩岸之間的「鐘擺」，已經擺到東岸去，據說是要擺脫過於依賴中國大陸的不利狀態。
民進黨作為反對黨，這就是一個展現其「反對」立場的極佳機會。既然馬政府是「聯美疏中」，為何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來個「聯中疏美」以至是「聯中反美」？實際上，民進黨受內外因素限制，已不可能改變「反美」立場，其一是陳水扁在任時，已經得罪了美國佬，導致美國佬至今仍不諒解，在「總統」選戰中還出手暗幫馬英九；其二是在「立法院」反「美牛」，已經到了蠻不講理的地步。既然是無法在「聯美」方面與國民黨別苗頭，那就完全可在對中國大陸的事務上，與馬政府來個你棄我取，更顯出「反對黨」的本色。但是，蘇貞昌卻錯過了這個機會。
其二、身兼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海峽論壇」上說，「即使是那些曾經主張、追隨和從事『台獨』的人，我們也鼓勵和歡迎他們回到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上來。」並沒有要求民進黨人「放棄台獨立場」，這應是北京對台政策尤其是對民進黨政策的一次重大調整，更為務實地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將其工作重點由泛藍群眾轉移到投票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那部份人民，以至是民進黨高層人士的身上。這與蘇貞昌接受《遠見》專訪時所說的「如果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我用黨主席的身分去看看」，有著某種程度的契合。但是，蘇貞昌卻沒有及時「接招」，反而繼續禁止黨公職及前政務官出席海峽論壇。
其三、北京似乎是對馬英九有所失望，不願再把全部資源都投放在馬政府身上，開始轉移與民進黨人交往。這固然是統戰手法，但反過來，民進黨為何就不能藉此進行反統戰？一味迴避總不是辦法。
其四、北京也已意識到，政黨輪替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常態，一個政黨即使如何正確，也不可能長期執政下去。而且，具體到台灣地區而言，馬政府的施政無能，也給民進黨提供了機會。還有，近來許多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在經濟危機及貧富懸殊拉大距離之下，左派勢力抬頭，其候選人在極為不利條件下當選。而在政治光譜上，民進黨是屬於推行福利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左派，今後並非沒有再次機會。
但是，蘇貞昌卻白白放棄這些有利機會。這顯示，蘇貞昌並非是政治家，既沒有遠見也沒有洞察力；而且私心甚重，只顧自己權位而不顧其所在政黨的利益。而他在「五都」選舉中不顧黨中央的部署，搶先宣佈參選臺北市長，就已暴露了其私心。這與寧願做墊背者的左派傳統作風，相差太遠了。
但願，蘇貞昌向《遠見》所作的這個談話，是出於他的真心，並能言行一致，充分利用賈慶林的談話精神，以自己過往較少發表「台獨」言論的優勢，進行「登陸」試探。倘若提出「登陸」申請而遭拒絕，這「一哩路」的責任就不應由民進黨承擔，或會獲得選民的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