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群外國人，他們的名字一旦出現，不少中國人的腦中會條件反射地由現一個稱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601人——這是過去六十餘年間被《人民日報》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國際友人總數，他們來自五大洲123個國家，可謂老友遍天下。

文幼章——中國「老友」第一人

第一次老友之稱出現在1956年，獲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從1930年代開始他就在中國辦學，並始終支持中國革命。不過，601位「老友」絕大多數是在1977年之後才獲此稱號的。1979年，該稱呼的出現頻率出現了第一個波峰。「在全面恢復外交關系時，或者在對外關系遇到困難時，都需要老關系、老朋友的幫助。」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清敏說。

從國籍看，在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人最多，達111名，是排名榜眼的美國人的兩倍多。排名三至五位的分別是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

張清敏認為，老友最多的國家也就是中國外交中最重要的國家。在大國中。唯有俄羅斯的老朋友不多，「這是因為我們和前蘇聯曾經是同志、兄弟關系，這種關系是親于、高於朋友的，後來中蘇關系惡化，也便不談朋友。」

當然，個別小國也有重要的老友，例如東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又如兩位非洲「鐵友」——坦桑尼亞前總統尼雷爾和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

岡崎嘉平太——被提及22次的「老友」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日本人佔據了日本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們還被冠以另一個稱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業家岡崎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幾率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從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擔任過此職，其中10人都獲此稱謂。

事實上，在601位老友名單中，各國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體。除了如基辛格、尼克松這種邦交正常化的開拓者以外，曾經訪華若干次的國家領導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稱呼。

但這並不影響經濟、文化領域老友的存在。被傳為中國外交佳話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藝、體育界的老朋友。

伊文思一一拍攝《四萬萬人民》成「老友」

中國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到過延安。因為抗日戰爭，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與「中國人民」結緣。一批蘇聯志願航空員曾參加保衛武漢的空戰，後來，這個航空隊的隊長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比軍人更多的是醫生。除了人盡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根廷、美國、英國等國均有醫生來到中國的戰場救死扶傷，並結下友情。

還有一個老友群體是外國記者，他們向外界報道神秘的中國，讓毛澤東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世人知曉。外國記者中最有名的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被並稱為「3S」，1984年，中國專門成立了「中國三S研究會」，鄧穎超任名譽會長，原外交部長黃華任會長。後來，這一機構改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與斯諾等記者類似，荷蘭導演伊文思也被視為向世界正面介紹了共產黨抗日戰爭的好友。他1938年來到中國，拍攝了關於抗戰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從此開始了與中國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還曾經托人把一部手提攝影機送給延安電影團，這部攝影機現在藏於國家博物館。

還有一些人，雖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過中國，但因為與共產黨領導人的友誼而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法國生態學家勒內.迪蒙早年就曾結識了蔡和森、鄧小平等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這段發生在異國的相遇成為他與中國人民友誼的開端。

革命年代結束後，在國際舞臺上能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多成為判斷是否老友的標准，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侵略是辨識的依據，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老友多是這段時間結下。

不過。倘若能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貢獻，或是能在國際社會正面宣傳中國的建設成果，那麼即使是擁有「不友好國家」國籍的人，也能被視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國經濟》一書的美國人愛得樂即是一例。埃切維利亞——被視為我國的親密朋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復邦交浪潮中，幾乎所有為外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政要和民間人士被悉數列入老友群體。倘若是像墨西哥前總統埃切維利亞這樣堅決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領導人，則更被視為親密朋友。

從1987年開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個新群體——國際組織的負責人。率先與中國人結交友情的是曾任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主任的拉斐爾.薩拉斯。《人民日報》報道說，薩拉斯「生前一貫堅定支持中國的人口政策……當國外少數人惡毒攻擊中國‘推行強制墮胎和強迫絕育’政策時，他挺身而出，發表聲明，予以駁斥」。

隨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前執行主任詹姆斯.格蘭特、世界旅遊組織前秘書長薩維尼亞克、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也進入了老朋友序列。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端，經貿領域的老友也開始出現，尤其是在本國反對聲尚強烈時與中國開展貿易關系的商人更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