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密檔案和重要文獻看 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誕生的(上)

1 解讀中共歷史謎團需要檔案支持

長期以來,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許多歷史情況充滿了疑問卻得不到破解。但這卻並不等於說我們真的缺少答疑解惑的條件。至少在1927年至1949年,有不少重要的歷史之謎是有條件破解的。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歷史謎團得以澄清和破解,就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條件。比如江西蘇區時期的富田事變,長征過程中遵義會議的內情,抗戰爆發前夕國共秘密接觸談判的內幕,以及抗戰期間毛澤東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進而與莫斯科分歧的原因與經過等,就是在過去這些年一一得以弄清真相的。

所以有可能破解這些歷史謎團,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有基本的檔案文獻資料留存了下來。根據已知的情況,自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前後,中共中央就建立起了比較有效的檔案保存制度。有關中共中央在白區的眾多檔案文獻,一直成功地保存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損毀遺失。同時,中共當年是共產國際下屬支部,一直到抗日爆發前後,幾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會議記錄和地方的重要報告,都會備份後報送莫斯科。因此,儘管1930年代前半期蘇區各根據地因戰爭破壞損毀了不少檔案,還是有不少重要文獻因為呈送中央和莫斯科,留存了下來。1935年中共中央輾轉落腳陝北之後,更是得以成功地堅持到了1949年。這期間,除了1947年3月因暫時撤離延安時出於安全考慮,燒毀了與莫斯科來往的部分重要文電外,絕大多數檔案資料也都完好無損地保存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

1949年以後,由於中共中央集中辦公,不存在因根據地分散,需要電報往還的情況,過去那種大量記錄臨機性決策和信息溝通的電報、書信沒有了。再加上毛澤東獨特的工作習慣,許多原有的會議制度被取消,不少影響重大的高層決策是在毛澤東的書房、臥室,或領導人之間單獨談話中做出的,沒有會議記錄和會議文件保留下來,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依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第一,新中國成立後正規的檔案保存制度更加完備,且沒有戰爭和破壞,幾乎所有書面文件、書信、正式的會議、談判及談話記錄大都保存了下來;第二,中共中央或毛澤東的各項重大決策資料,即使未經正常記錄或形成正式文件,它們最終也會以各種形式被參與者記錄、傳達和貫徹,進而形成大量後續的歷史文獻資料留存下來。如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楊尚昆、李銳、吳冷西等人的日記和工作筆記,和“文革”中大量披露出來的高層領導人傳達的毛澤東各種內部講話的個人傳達記錄等,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

因此,改革開放後,俄國檔案部分解密,馬上就有大量有關中共歷史問題的資料披露出來,成為重新解讀中共歷史的重要線索。同樣,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的許多歷史檔案也漸次對外公佈,進而促成了許多歷史謎團得以破解。由此可知,對中共歷史上的很多情況,人們只有有朝一日能夠充分利用中共中央檔案館和莫斯科前中央黨務檔案館(主要保存有共產國際的檔案)裏的檔案資料,要找到許多歷史的真相,未必是不可能的事情。

2  涉及中共建黨的檔案資料十分稀少

相比較而言,要解讀1927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就遠沒有解讀1927年以後的中共歷史那麼容易了。

今年逢建黨90周年,報刊、出版、電視、電臺、電影及網絡已預先緊張籌備,以茲宣傳和紀念。但九十年來,或準確地說,自開始有對中共成立的回憶或介紹之日起,幾十年來圍繞著中共何時成立、如何成立,以及成立的原因等等,就存在著頗多令人困擾的史實方面的麻煩。這裏面最大的問題,就是史料缺乏。

1927年5月以前,中共中央幾乎沒有自己的檔案保存下來。目前能夠看到的這以前的中共檔案,幾乎都是來自於莫斯科保存的前共產國際留存下來的檔案文獻。這些檔案,一部分在1957年交還給了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一部分則分散在前共產國際各類檔案之中。個別零星的資料,則散見於美、英、荷、日等國個別的圖書館或檔案館裏。但迄今為止,無論是前蘇聯交還給中共中央的那部分檔案,還是莫斯科保存的前共產國際檔案,還是各國其他已知的相關資料中,都鮮能見到能夠具體印證和說明中共建黨經過的文獻記載。

目前與中共建黨最直接有關的重要文獻只有幾件,其中最有價值的有兩類,一是關於北京、廣州、重慶共產主義組織工作報告的俄譯稿,對這三地小組織的工作情況都有所說明。一是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談中共一大以來的工作情況,其中專門介紹了中共黨員人數和自1921年10月起到陳獨秀寫信時為止經費來源的情況。說明一大開會時有黨員“五十餘人”,現在“一百九十五人”,僅“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共產國際協助的經費達“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另“自行募捐一千元”。結合參加過一大的包惠僧回憶,1921年初因共產國際代表離開上海,上海黨組織一度“經費無著”,一連數月連出差的旅費都湊不出來的情況;再結合陳獨秀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的報告講:“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可知中共早期組織很大程度上是靠共產國際援款開展工作的。

但是,上述幾項資料,並沒有涉及早期在上海的中共發起組黨的活動情況,對中共一大的來龍去脈也未談及。其他還有幾件與中共成立相關的文獻資料,也無助於瞭解這方面情況。一是1922年中共派往蘇俄去參加遠東大會的張國燾帶去莫斯科的《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文;二是被陳公博帶去美國譯成英文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關於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三是一份可能是中共一大參加者事後報告會議情況的文字,但該件既沒有署名,也沒有標注成文時間,並且也沒有提及與會人員的名字。這幾件資料不是來自俄文,就是來自英文,就連1980年代在荷蘭檔案館發現的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相關書信筆記等,也基本上沒有談到中共建黨和一大的情況。

3  回憶史料使史實認定問題多多

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中文資料可以直接反映中共建黨的主要情況,中國學者迄今只能主要借助於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來瞭解那段歷史。而因回憶人事隔太久,記憶偏差等原因,以至各有各的說法,不僅很多事情弄不清楚,而且還會帶來更多相互矛盾的信息。於是,不要說中共成立時究竟有多少個黨員,是五十三個,五十七個,抑或是五十九個,大家莫衷一是,就連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是十二人,還是十三人;中共一大召開於何時,閉幕於何時,也是眾說紛紜。

其實,很長時間以來,就連中共到底是成立於1920年,還是成立於1921年,也一直存在著很不一樣的看法。凡是在1920年即參與了中共建黨歷程者,從中共一大時黨在國內的主要成員陳獨秀、李大釗、李達、鄧中夏、周佛海,到當時在海外的中共早期參加者蔡和森、張申府、張太雷、瞿秋白等,都認為中共在1920年就成立了,並不是到1921年才成立。且事實上,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前,張太雷就已經作為中共乃至於中共中央的代表在蘇俄參加各種會議和進行工作了。也因此,他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出席了6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三大,作了報告並參加了大會的工作機構。

但所有1921年實際開始參與中共建黨工作或加入中共者,卻大都相信1921年中共建黨說。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是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的李立三。他當年就提出了這一看法,而他既沒有參加過中共一大,也沒有參與過中共在國內的建黨過程,只是在1921年底回到國內,然後在上海加入了中共。

在中共一大參與者中間,最早提出1921年建黨說的,是武漢小組的代表之一陳潭秋。他在1936年於莫斯科發表過一篇回憶文章,提出了這一觀點。

不過,具體認定中共的誕生時間為1921年7月1日的,還是毛澤東。是他在1938年5月發表文章,明確提出了這一說法。以後,194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就此專門發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明文規定了以“七•一”作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紀念日。

對於一個政黨來說,如何認定自己誕生的紀念日,原本只是一個政治問題,可以不必和歷史事實扯上關係。而且,把1920年視為組織初建,把1921年一大召開視為正式建立,在史實上也無所謂真偽對錯。但是,這種政治的“紀念”,一旦具體化為文字宣傳,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問題還是會浮現出來。

好在,參照一大代表陳公博當時所住之旅館發生過一件情殺案,上海《申報》有所報道,再結合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回憶等資料,學者們終於在1980年代考證出了中共一大召開的日期:1921年7月23日。

問題在於,考證一個中共一大召開會議的時期就花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在史料闕如的情況下,要想弄清楚有關中共建立的具體情況,又何其難也。

(楊奎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