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對訪問中國的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就是臺灣問題。”

領袖晚年，都會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遺憾，鄧小平也不例外。臺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毫無疑問就是鄧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遺憾。在85歲高齡的時候，鄧小平已經預見自己很難看到臺灣回歸祖國的日期了。在這次談話中，他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晚年遺憾。

《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

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國民黨當局逃往祖國寶島臺灣，再加上一些歷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臺灣，被人為地與祖國大陸分割開來。

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毛澤東、周恩來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設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等設想。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兩黨沒有能夠進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設想成為泡影。尤其到了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長期存在。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解決臺灣問題的實際出發所作出的一些設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帶原則性的意見，為後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作了思想先導。

鄧小平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解決臺灣問題的眾多核心決策。

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解決臺灣問題被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國會議員團。談到臺灣問題時，他打著手勢，果斷地說:“解決臺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武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麼靈活性。要說靈活性，就是我們可以等。”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這份文告感情真摯，言辭懇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充分表達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臺灣問題上的意見。

就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當天，全國政協專門就此舉行了一個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說它不平凡，不同于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醞釀解決臺灣問題的科學構想

1979年1月底，鄧小平啟程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

儘管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由於美國的干涉，解決臺灣問題的最大障礙卻，在美國方面。鄧小平在向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解釋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吋，說:“我們不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法了。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臺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尊重臺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臺灣回歸祖國的速度。”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一方面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逐漸醞釀解決臺灣問題的科學構想。

這一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鄧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清楚地表述了出來。他說:我們提出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要從現實情況出發。對臺灣，我們的條件是很簡單的，那就是，臺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臺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臺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這就是說，外國可以照舊對臺灣投資。即使臺灣與祖國統一起來後，外國投資也不受任何可影響，我們尊重投資者的利益。臺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條件只有一條，那就是，臺灣要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

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路，是中國共產黨幾代人長期探索的結果。臺灣、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的未竟之業。早在1974年，8l歲高齡的毛澤東曾指著一旁的鄧小平等人向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說: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這是他們的事了。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將臺灣回歸、祖國真正統一，當作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決心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圓統一之夢!

這，就是鄧小平後來終生遺憾的由來。

“21世紀靠你們年輕人”

“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問題上的成功實踐，也為鄧小平理論提供了更為精彩和豐富的內容。就在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的當月，鄧小平公開表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我們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對香港、澳門、臺灣的政策，也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你們看我這個講法對不對？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是建築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決定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此後，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了下來，但是，他的思想並沒有停止思考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臺灣問題，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個重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鄧小平始終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祖國的統一大業。徹底退下來以後，他還多次聽取對台工作彙報，並會見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和一些與臺灣有關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針對臺灣當局在國際上製造“一國兩府”的企圖，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明確表示:“現在臺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連聯合國的局面都想改變，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怎麼能把臺灣當局稱為中國政府呢？這不行。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現在對臺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需要大家努力，推動臺灣走向統一。大陸是中國的主體，有11億人口。其中漢族占92％，少數民族占8％。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大陸同胞，臺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期間還思考著如何才能實現“一國兩制”的問題。他告誡說: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品質，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要上幾個臺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新加坡、香港、臺灣和韓國這亞洲“四小龍”。

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在上海視察期間，有年輕人懷著崇敬的心情對他說:“您在我們年輕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鄧小平微微一笑，謙虛地說:“這不好說吧!有一點貢獻，做了一點事。很多事情沒有做，來不及做，也做不完。”

臺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就是鄧小平沒有做完，也來不及做完的事。面對人生遺憾，他對年輕一代寄予厚望。他語重心長地對在場的年輕人說:“21世紀靠你們年輕人。”

（楊明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