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12年中國重要的外交紀念日之一，中韓將在8月迎來建交20周年。自1992年8月24日起，緊密的經貿、文化交往及官方互動，兩國的相互影響水乳交融。

向歷史回溯，圍繞1983年5月卓長仁劫機案而展開的艱難談判，可以說是中韓兩國交往的一次破冰之旅。

當時，從瀋陽飛往上海的296次航班被卓長仁等6人劫持，最後在韓國東北部江原道迫降。雖然當時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從5月5日案發，到5月9日結束談判，短短不到一周，雙方就穩妥解決了這一事件。

1997年，已經赴台的卓長仁等3人因綁架殺人案被執行死刑，其他3人也淡出公眾視野。而中國工作組歷史性地首次赴韓國談判，則推開了兩國交往的大門。

就卓長仁劫機案談判過程及其影響，《瞭望東方週刊》日前專門訪問了當時擔任中方工作組翻譯的外交部退休官員蔣正才。

今年78歲的蔣正才是重慶人，畢業于朝鮮金日成大學朝鮮語文系。卓長仁劫機案發生時，他擔任外交部亞洲司一處(朝蒙處)正處級副處長。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參與中朝外交，直到1998年自中國駐韓國釜山總領事館總領事職位上退休，是中國最瞭解朝鮮半島事務的人之一。

當時，這個工作組不僅帶回了被劫持的飛機和機組、乘客，也帶回了兩國改善關係的努力與希望。

蔣正才口述了處理這件突發事件的始末。

意外的破冰之旅

卓長仁劫機案發生在中韓關係比較微妙的時候。從整個事件的處理來看，韓國方面非常積極主動。這是當時的大背景決定的。因為我們先後和美國建交、和日本恢復邦交，韓國也就迫切希望與我建立聯繫。我們當時則主要是怎麼走出去的問題，是怎麼從“文革”那種封閉狀態進一步開展對外交往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朝鮮問題一直是我國周邊外交的重點之一。我們和朝鮮的關係非常緊密，戰後也一直在援建朝鮮。

20世紀50年代，我們有明確規定：在國外，一律不跟韓國的外交人員打交道。當時規定得很具體，不能握手，也不能談話。到了70年代初，情況有了一些變化，主要是韓國對我們的態度有了一些變化。

1970年，韓國在他們海域裏發現了我們的一條漁船，是江蘇啟東的。過去他們發現我們的漁船都送往臺灣，但這次放回來了。這個事情報到中央，周恩來總理馬上就讓我們去瞭解詳情，他意識到這可能是韓國改變對華態度的一個信號。

從那以後，這種跡象越來越明顯，尤其進入80年代以來，我在處理具體事務的時候經常碰到這種情況。駐外使領館也反饋信息，說韓國外交人員希望和他們接觸。

我們國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需要考慮如何處理和韓國的關係。我們總的方針是要在外交上逐漸打開局面。其實當時韓國發展得很快，特別是他們申辦亞運會、奧運會，我們去不去？這樣的問題已經擺在面前，不得不考慮。

我們外交部主管東亞事務的人也好，中央也好，都在思考這個問題。當時我們還向中央上報想法，建議對韓國的態度要鬆動，不然我們沒法出去。不過那時還沒考慮建交問題，因為我們和韓國之間還有臺灣問題。當時，我們的做法稍微有些鬆動，我們的外交官在公開場合可以和他們的外交官寒暄幾句，握個手。

卓長仁劫機事件，就是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1983年5月6日下午，我突然接到部裏電話，要我趕快去一下。那時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到部裏才知道有架飛機被劫持到韓國去了，要趕快弄回來。

當時中央由谷牧同志負責，具體是由民航局局長沈圖帶隊，外交部、公安部、新華社等部門的同志組成一個民航局工作小組。大家之前連個會都沒一起開過，直接到機場上了飛機碰面，事情就這樣緊急。

我當時對韓國比較陌生。我雖然學的是朝鮮語，但那是在朝鮮學的，和韓國的語言有很大差別。我對韓國的瞭解，也是通過一本叫《統一新聞》的日文刊物得到的。對韓國具體是什麼樣子，一點兒概念也沒有。

部裏交代我們，要注意政策，任務就是把人和飛機要回來。但具體怎麼談，通過韓國哪個部門談，一概不知。

隨身拎著20萬美元現金

飛機到韓國，我們剛走進金浦國際機場的候機樓貴賓室，馬上沖過來一大群記者，圍住沈局長提問。這種場面我以前還從沒見識過，也沒想到要在這種場合當翻譯，只能硬著頭皮翻。後來人家告訴我，我一張口講話，他們就聽出我是在朝鮮學的語言。

在介紹韓國官員時也很尷尬，因為不瞭解他們的情況，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介紹。那天在機場迎接我們的最高官員是韓國外務部政務次官補孔魯明，他也是韓國談判代表團團長。沈圖就問我，這個職務是什麼位階，我一點都答不上來。後來才弄清楚，韓國外務部最高官員叫長官，接下來是次官、次官補，相當於副部長、部長助理。

從機場去酒店，陪我坐車的是韓國外務部亞洲局局長，前排副駕駛位上是亞洲局中國課課長。我的公開身份是翻譯，何勞這樣兩個官員來陪我？我當時想他們應該知道了一些情況。

亞洲局局長一路上一個勁兒地跟我說：“蔣先生，你看我們兩個國家離得這麼近，在歷史上又那麼多往來，現在這樣是不是不正常？”我感到很難答復，以我一個民航局翻譯的身份，能說什麼呢？只好微笑不答。

但是他反復說，我覺得自己再什麼不說就不禮貌了，只好說：“你說得對，但是這個事情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我們還是順其自然吧！”

這中間，他們還向我介紹了漢城的主要街道，還告訴我街上跑的車都是他們自己造的。這讓我很吃驚。漢城看上去也比較繁華，給我留下較深印象。我到韓國後的第一關，就是這麼過來的。

我們這次到韓國，還是做了一些準備。比如沈局長的秘書一直拎著一隻大箱子，後來才知道是20萬美元現金——這麼多乘客在韓國，吃住費用，包括飛機的維修、油料等等，都有開銷，而我們當時和韓國的銀行沒有任何往來，只好隨身帶著現金。我們覺得，這些開支都要由我們承擔，不能欠人家的。

後來才知道，飛機降落到韓國後，他們的政府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和我方接觸，開始就決定拿出10萬美元處理這些事情，包括中國工作組的開支，要好好招待我們，也把我們的機組和乘客安排到五星級酒店。事件發生後，韓國政府很快還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表示願意把乘客和飛機交還給中國，但要同中國就此談判。就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和我們接觸、改善關係。而且，他們還拒絕了臺灣方面接觸機組和乘客的要求。

招待了我們，就開始談判。一共有兩個難題，第一個是卓長仁的遣返問題。因為這裏牽扯到臺灣，他們的顧慮我們也能理解，但是不能妥協。我們要求引渡，他們認為要按照《海牙公約》，飛機降落地國家對劫機犯也有管轄權。實際上，有關劫機問題的幾個國際公約都不是很明確，雙方就激烈地辯論。

我們最後考慮，主要還是要把飛機和乘客帶回中國，如果僵持在這個問題上，夜長夢多。於是就把這個問題先掛起來，保留就引渡劫機犯問題進行進一步交涉的權利。

這樣，其他就沒有什麼困難了。沒想到韓國提出簽一個書面的東西。他們提供了一份文件，裏面有9處提到“大韓民國”，困難就來了。因為我們當時還沒有承認這個國家，不好使用這個名稱。這個問題成為談判的關鍵。

“大韓民國”寫入文件

在談判過程中，翻譯換過幾次。開始韓國提供的翻譯口語不行。後來換的一個，是在臺灣學的漢語，詞彙和我們差別比較大，這和我遇到的問題一樣。更糟糕的是，韓國有些詞彙在朝鮮的語言裏根本沒有。比如電梯在朝鮮叫升降機，我就說升降機，他們聽了直笑。他們用的是英文的說法，就是電梯。後來我發現，韓國的語言裏夾雜了大量英語詞彙。這次談判在翻譯上遇到的問題也反映了兩個國家當時的關係狀況。

談判到最後一天，給我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其實談到這時，不是在談劫機問題，而是外交問題。要把“大韓民國”寫入文件，這麼大的事情當場怎麼能決定？

爭論無果，孔魯明急了。他身材高大，自稱是孔子後裔，很有外交家氣質。他說：“我當主人請你們吃飯，安排了這麼多事情，你們總得感謝我吧！總得有點表示是吧？”

他用了一個詞，韓國叫“禮讓”，我在朝鮮沒聽過，一下就愣住了，這是什麼意思呀？

孔魯明急了，大聲說：“禮讓！禮讓！”乾脆把這兩個漢字寫了出來。這樣我們才懂了。

雙方就這麼磨，到了吃晚飯的時間，只好約定吃完再談。

我們內部商量，既然強調遵守國際公約處理這一事件，就要承認它是個國際法主體。如果不承認他的國號，邏輯上說不過去。最後決定儘量把“大韓民國”刪下去，只在代表團團長簽字的地方留一個，出現這一次，這樣就考慮了對方的感受，而我們最後也用的是中國民航的落款。他們一看，還是寫上了一個“大韓民國”，非常高興。

在這份備忘錄上簽字後，談判基本畫上了句號。除了比較好地處理了劫機事件以外，這次最主要的收穫就是雙方直接見了面。韓國方面一開始就希望通過這次事件和我們有個正式的外交接觸，這個目的也算達到了。

推開封閉的大門

卓長仁劫機案是個突發事件。從主觀角度看，雙方在處理這次事件的心態上有很大區別。韓國的態度非常積極；但從我們這邊來說，當時還沒有積極主動地尋求這樣的機會，當然也打算放寬一些對韓國的政策。

究竟放寬到什麼程度，我們拿不准。通過這次接觸，知道了韓國方面的態度，知道了他們要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這很重要。因為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打開了，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也打開了，韓國作為日本和美國的盟友，從自身戰略的角度考慮，中國太重要了。無論從韓國的半島政策看，還是從韓國國際交往的角度看，中國都是大塊頭。中美建交，對韓國有很大觸動，所以，韓國與中國建交的願望非常迫切。這次雙方接觸一下，對我方將來如何放寬對韓國政策起到了好作用。

這次談判後，中韓的間接貿易就開始了。當然在這之前也有一點，主要是通過香港等地中轉，這之後山東有人加入。現在山東和韓國的關係非常密切，青島、煙臺的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