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社會上興起一股“破四舊”思潮，許多文物被當做“封、資、修”遭破壞焚毀。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會堂陳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當做“四舊”通通砸爛。國寶級文物眼見就要遭滅頂之災！民族文化瑰寶何去何從？當時，我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遵照周總理指示，將人民大會堂的文物撤下來封存，進行“紅色革命化”，避免了一場劫難。

周總理堅拒破人民大會堂“四舊”的無理要求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的電話，要我17點鐘趕到人民大會堂，周總理在二樓會議室見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會堂的“紅色革命化”佈置工作，具體情況到那裏再說。我不敢怠慢，及時趕往人民大會堂。

那時，社會上盛行一股“破四舊、樹新風”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一些中學的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橫行，到處進行打砸搶活動，許多文學書籍和歷史文物慘遭焚毀和破壞。我在趕往人民大會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將”正在搗毀北京街頭豎立的各處路牌、路標，說是要給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時來到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大會堂管理處的劉劍副處長和朗雷鳴副書記（當時人民大會堂歸國管局管）。劉劍對我說：“我們已經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通知，知道局裏派你來參加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你休息的房間我們已經安排好，並派陸學貴科長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給他辦。”接著他的話，我問起大會堂的具體工作任務。他說：“你的工作我們不清楚，你去直接問總理。今天總理在大會堂接見外賓和造反派頭頭，現在還沒有走。”

我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門口，遇到中辦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他是總理的老衛士長。我向他說明來意後，他對我說：“總理還在與客人談話，你得多等一會兒。”我說：“總理要我來的具體任務是什麼？”他說：“可能是要你將大會堂重新佈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語錄、詩詞之類的東西，裝飾一下環境。”他還對我說：“上午總理接見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個頭頭。他們當面向總理發難，說大會堂裏到處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破銅爛鐵，是‘四舊’，通通應該砸爛。如果人手不夠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師生幫助清除。總理當即拒絕了他們的無理要求，這才打電話讓童主任通知你來的。”

聽了成元功的介紹，我大致瞭解了來大會堂的工作任務，看到周總理實在太忙，就先離開了二樓會議室。

晚飯後，我和大會堂的陸學貴一起，從三樓開始一個廳室一個廳室地查看，謀劃著哪里應該張掛毛主席像和詩詞、語錄展板，哪里的古董、國畫、文物需要撤換。有些青年服務員見我們要更換廳室的陳列物品，隨意地說道：“這些東西都是‘四舊’，早應該砸爛和焚毀。”聽了他們的議論，我的心一下提了起來。大會堂各廳室、各處陳設、懸掛的藝術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成時，各省、市、自治區選送的珍品，是國寶一級文物。許多珍品是經過周總理親自審視後確定的。我也參與過檢驗工作，對它們的出處、質地、工藝、價值十分熟悉。這批珍貴的文物一旦處理不好，將會給國家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想到這裏，我立刻想到了周總理，我必須立刻向他請示。

我又一次來到大會堂二樓會議室門口。周總理還在那裏辦公，我在門口的椅子上一直坐等到深夜。後來，我見成元功從屋裏出來，忙上前詢問。他說：“總理辦公一直到現在都沒休息，已經很疲憊了。”我說：“既然是總理要我到大會堂來，我就要對工作負責任，總理忙我不打擾他，就請你進去轉告總理，一是告訴他我已到大會堂開始工作了，二是請示一下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文物珍品如何處置。”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樣子，回身輕輕推開了會議室的房門。我低頭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深夜2點。當時我既為自己在這個時候打擾周總理的唐突之舉深感懊悔，又為周總理鞠躬盡瘁，為人民日夜操勞的精神所感動。不一會兒，成元功走出會議室，對我說：“總理讓我轉告你，大會堂撤換下來的東西先保存起來，一切等到運動後期處理。”聽了這句話，我懸在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心情一下輕鬆了許多。

第二天，我向大會堂的領導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得到他們支持，並一同驗看了地下室準備保存物品的房間。此後，大會堂的員工們開始撤換、包裝、造冊登記等繁雜精細的清理文物工作。他們將這些珍貴文物，分廳室編號，一批批地存放到大會堂地下室的十幾間庫房裏，按照周總理指示妥善保管起來。

受命“紅化”人民大會堂

在大會堂“紅化”佈置工作中，除了大會堂的陸學貴協助我開展工作外，還調來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部分師生配合我。我負責設計語錄、詩詞等展板的內容、字體和尺寸，由工藝美術學院負責制作，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負責清理場地和張掛。我把“紅化”的重點首先放在大會堂的正門和北門，按照先外後內、先大廳公共場所後廳室過廳的順序開始策劃佈置。

大會堂正門廊柱兩邊外牆上，原有許多工藝精美的磚雕，為了保護這些磚雕，體現“紅化”成果，我設計了兩面長方形的大標語牌，遮蓋了整個牆面。南邊的一條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北邊一條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兩條標語的製作，採取框架式有機玻璃貼面工藝，框架四周內鑲飾燈光。巨幅燈箱標語製作安裝完工後，夜晚與天安門廣場的華燈同時綻放，交相輝映，溢彩流光，十分壯觀（該燈箱標語於1976年10月中旬粉碎“四人幫”後被拆除）。燈箱標語完工後，人民大會堂對面歷史博物館的陳大章（他是博物館美術組組長）找到我，提出歷史博物館應與大會堂一致，也要“紅化”門面，在博物館正門和北門各搞兩幅標語。我向他介紹了大會堂“紅化”方案，他回去後也很快搞出了巨幅標語“紅化”博物館。

一進大會堂正門，有四座前廳大門，大門之間的牆壁上設計懸掛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油畫像。

中央大廳裏需要安放一尊毛主席站立招手的巨大塑像。經領導同意，毛主席像的塑造任務交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師生創作完成。他們將毛主席塑像的小樣呈報給周總理審閱，得到批准。該像製作非常成功，面容、形態、人體比例都十分完美貼切。在安放毛主席塑像的後面，是萬人大禮堂正門，中央兩座大門之間的牆壁上原有一幅周總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題詞。我考慮毛主席塑像背後襯周總理的這幅題詞不大妥，就在塑像的背後加入一座大紅屏風，屏風下面擺滿鮮花。後來，周總理指示摘掉牆壁上他的題詞，同時也撤除毛主席塑像背後屏風。

安放毛主席塑像工作是在夜晚進行的。我和陸學貴及一些員工早早等在大廳，中央美術學院幾十名師生用卡車拉來塑像。塑像分基座和主體兩部分，全部用厚棉被包裹著。這些青年師生懷著對毛主席深厚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將沉重的塑像卸下車，然後手抬肩扛，眾星捧月似的一步步抬進大會堂的中央大廳。在我設定的基座位置上，他們拆除基座包裝，安放好基座，又搬來人字梯和高腳蹬，開始安裝毛主席塑像。

在大家緊張有序的忙碌中，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指揮：“大家小心，不用急，慢點放啊！”我回頭一看，發現是周總理站在我們身邊。美術學院的師生們看到周總理親自指揮安放毛主席塑像，興奮異常，激動萬分。大家在周總理指揮下，小心翼翼將毛主席塑像安裝好。

周總理抱臂在一旁仔細審視著毛主席塑像，我輕輕走了過去。周總理說：“小楊，工作還順利嗎？”我趕忙答道：“一切順利，大會堂的同志很配合我的工作，外圍已基本搞完，各廳室正陸續在搞，撤換的東西按照您的指示也開始造冊入庫了。”周總理眼睛沒有離開毛主席塑像，只是默默地點點頭，對我說：“北京飯店你也要去，還有中南海周圍的大門。”說到這裏，周總理回過頭來親切地對我說：“小楊同志，你的工作任務很重，辛苦你了。”然後又指著身邊的成元功說：“我的西花廳也要搞一下，過幾天我讓成元功通知你。”說完向我和在場的所有同志揮手示意，健步離開了中央大廳。我看了下表，時間已過午夜。

“紅化”西花廳等建築

由於人民大會堂地方大、廳室多，需要重新佈置、製作的展板和撤換的物品極其複雜費時。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在“紅化”人民大會堂的過程中，又抽出時間“紅化”北京飯店、中南海幾個大門、紫光閣和宋慶齡住地等。

那時候，無論我工作走到哪里，許多人都稱呼我為“楊組長”。也不知我這個“組長”是誰任命的。1959年我曾擔任過人民大會堂廳室裝潢、佈置、設計組的組長，也許大家還是沿用那時稱謂，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組長”是比較時髦的稱謂，我聽了也不置可否。

北京飯店也是我“紅化”佈置工作的一個重點單位。那裏是國家領導人經常接待外賓的地方，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許多國家級的文物陳列品及齊白石、徐悲鴻、潘天壽、傅抱石等近代著名書畫大師的作品，還有一些明清時代的大家如袁江、袁耀的作品更是價值連城。我按照周總理“一切等到運動後期處理”的指示，讓北京飯店的郭文富（當時負責飯店的“紅化”工作）轉告有關領導，必須先將撤換下來的所謂“四舊”物品，登記造冊，妥善保管。

在佈置“紅化”中南海紫光閣時，遇有乾隆皇帝遺留的許多碑刻文物。我設計將毛主席詩詞印製在木框展板上，將所有碑刻全部遮蓋，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中南海周邊的幾個大門，我也進行了“紅化”佈置，無非是製作幾塊毛主席語錄的展板在大門兩側張掛。唯獨新華門的佈置是中央警衛團政治處文化幹事姚發昌負責。他曾拿著兩幅美術字體的標語跑來徵求我的意見，一條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另一條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對部分美術字體線條作了修改後，向他詳細介紹了大會堂正門外兩側牆上燈光標語的製作工藝和效果，他很認真地作了記錄，並表示回去建議領導照此製作。後來，那兩條標語果真被製成了燈光式的，並且一直保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