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會忘卻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對“文化革命”中的風雲人物陳伯達卻很難忘掉。當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陳伯達時，人們關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經沉寂了十年的陳伯達。陳伯達還活著，但是已經老了。實際上，在1970年廬山會議陳伯達倒臺時，他已經66歲了。按中國傳統的算法，他那時已經進入晚年了。晚年的陳伯達，又經歷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經過了深刻的自省。

從人生高峰跌落下來

1970年，陳伯達精神抖擻地上了廬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臉地下了廬山，其原因，當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為了幫助林彪搶班奪權而鼓吹天才論，主張設國家主席，挨了毛澤東的批。

就是在那次會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矛頭直指陳伯達，把陳伯達比作“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人，說他“欺騙了不少同志”，形容陳伯達在廬山的活動是“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此後，中央在全黨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這次廬山會議，使陳伯達從人生高峰跌落下來，這位原來的中共第四號領導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開始，毛澤東對陳伯達只是認定他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毛澤東搞“批陳整風”的目的，也是為了使全黨弄清什麼是唯物主義反映論，什麼是唯心主義先驗論。當時，毛澤東對這位從延安時起，就一直當自己第一號政治秘書的“老夫子”(毛澤東經常這樣稱呼陳伯達)，還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毛澤東在廬山上，就應陳伯達的要求，見了陳伯達，和他談了一次話。

談話氣氛很輕鬆。毛澤東一見陳伯達的面，就先開口批評陳伯達說，你這兩年總是躲著我，也不來看一看我，你陳伯達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動筆寫文章了，總是動一動嘴，讓手下的人寫，這樣下去，能不出修正主義嗎？毛澤東說這些話的出發點和真正打算，還是想批陳又保陳，毛澤東是善意對待陳伯達的。談話中，陳伯達向毛澤東作了檢查，說自己宣傳天才論，是錯誤的，主張設國家主席，也錯了，自己沒有聽主席的話，犯了大錯誤，自己一定認真檢查。

當時，毛澤東內心已經十分清楚陳伯達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讓陳伯達從此“刹車”，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團活動。因此，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你要找康生、江青他們談談，接受他們的批評，和他們“團結起來”。毛澤東還讓秘書給康生打電話，談了他的意見，並且讓康生通報給江青。毛澤東是為陳伯達著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對此，陳伯達也感覺到了。

陳伯達從心裏不願意和康生、江青他們談。但為了過他們這一“關”，只好在第二天硬著頭皮去江青的住處。江青一見陳伯達，就對他冷嘲熱諷。然後把陳伯達領到了康生那裏。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康生那裏等著批陳伯達了。他們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臉原則”的樣子。陳伯達剛坐下，他們就接連發言，對陳伯達輪番轟炸。陳伯達向他們作了檢查，並且表示要寫一個書面檢查，交給全體中央委員，請大家批評。康生幫助陳伯達寫了檢查稿。這份檢查稿上的“綱”很高，把問題說得十分重。康生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不滿意，認為沒有必要上那麼高的“綱”。

陳伯達寫了檢查，但江青和康生他們還是不放過陳伯達。他們在背後又搞了一個關於陳伯達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材料。他們的用心，就是要把陳伯達搞垮搞臭，置於死地。這些材料的歷史部分，認定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叛徒、託派。這些材料上報給了毛澤東。

不久，陳伯達的問題被升級了。1971年上半年，陳伯達的問題被“擴大傳達”至全國基層黨組織，陳伯達也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的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陳伯達的問題被進一步升級。他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託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原來陳伯達只被禁閉在家裏，“九一三”事件之後，陳伯達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陳伯達一見關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況，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員高聲喊叫道：“我不是國民黨特務，我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請你們轉告毛主席。”

當時在場的人誰也不知道陳伯達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便逐級上報給毛澤東。原來，1948年，毛澤東曾住在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小村莊裏。毛澤東的行蹤被國民黨特務偵知，國民黨派飛機來轟炸毛澤東的住所，被陳伯達等發覺，他急忙跑到毛澤東住處去叫毛澤東轉移，使毛澤東倖免於難。1971年陳伯達的這一聲高叫，就是叫給毛澤東聽的，就是向毛澤東提起歷史上這件事。他認為，毛澤東聽到彙報後，就會回憶起往事，心中就會明白：如果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在那個時候，是肯定不會去救自己的。

陳伯達想對了。他情急之下這一聲高叫，不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命運。後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從“批陳整風”轉向了“批林整風”。批判陳伯達的文章在全國性的報刊上逐漸少了。陳伯達雖然仍被關在秦城監獄，但他的生活待遇卻是很好的。監獄方面讓陳伯達一個人住在一座樓的整個三層，在三層內，他可以自由走動。給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書報看，還允許工作人員替陳伯達從家裏拿一些書籍到秦城監獄裏來看。在外面，批判陳伯達的風潮逐漸平靜下來了，陳伯達的心情也平靜了下來。實際上他已經處於一種隱居狀態。

保外就醫後的晚年生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案件(簡稱“兩案”)。在重新審理中，對於如何處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問題，黨中央採取了慎重的態度。當時，在黨內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對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中罪大惡極者，應當處以死刑；一種是，把他們當做政治犯，不予審判；一種是，他們既然觸犯了國家法律，就應該公審，但對他們應該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採納了最後一種意見。

“兩案”中，陳伯達是個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活動，是這個集團中的主犯。但是，他是個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離審查，沒有參與林彪集團後來搞的政變和謀殺等活動。林彪自我爆炸後，他已經被關進秦城監獄，沒有參與“四人幫”的反革命活動。因此，他的問題有特殊性。但是，他畢竟是林彪集團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葉群已死，陳伯達就成了林彪集團中的頭一號主犯，當然要對他進行公審。

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這樣，從陳伯達1970年10月被關押算起，他實際上還有8年刑期。

當時在中央主政的鄧小平、胡耀邦，瞭解到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態度，認為毛澤東這樣處理是對的，後繼者應該照樣處理。於是，他們對陳伯達繼續採取了毛澤東實行的優待政策，不僅保持了對陳伯達同以前一樣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決之後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陳伯達就獲准保外就醫。

陳伯達在獲准保外就醫後，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樓頂層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裏，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個兒子一家三口調進北京，與陳伯達生活在一起，照顧陳伯達。陳伯達的臥室大約有十幾平米，整潔而簡樸，地上鋪著地毯，兩個大書櫃裏放滿了書。他訂有《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晚報》等報紙，每天讀報很仔細，可見很注意國內外形勢。陳伯達的一個當年只有7歲的小孫子，常到陳伯達的房間去，給陳伯達的晚年生活帶來了歡慰。陳伯達晚年的視力和耳朵都還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電視新聞節目，也看電視裏播的京劇或古裝故事片。陳伯達幾乎足不出戶，而是關起門來專心讀書。他煆煉身體的惟一方法就是練書法。陳伯達晚年生活儉樸，總是穿著鐵灰色的中山裝，戴一頂藏青色的幹部帽。冬季屋子裏有暖氣，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員經常來看他，問他有什麼需要，但陳伯達從不提任何要求。

保外就醫後，黨和政府除了對陳伯達的生活給予優待外，還曾經請他做一些研究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曾經提出：陳伯達已經保外就醫，他學問好，研究能力強，應當發揮他的這個專長，安排他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我們現在的改革和建設，遇到很多問題，需要研究，讓陳伯達搞一點研究，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們可以參考。當時，中央領導人都贊成這個意見。於是，胡耀邦就對鄧力群說：你過去和陳伯達一起工作過，和他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陳伯達談一談這個意見，徵求一下陳伯達的意見。幾天後，鄧力群和幾個人一起約陳伯達來，談了中央的這個意見。陳伯達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從那以後，陳伯達更關注國內外的一些重大問題了，他讀的書也多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論書籍，他思考的重點，也轉向了現實問題。陳伯達愛讀書，愛研究。此後，他每天起床，吃過飯後，便讀書，研究資料，寫作。他像一架機器一樣，又轉了起來。陳伯達過去就有思考問題嚴密、下筆慎重、文筆老到的特點。現在他寫作時仍然保持了這個特點。當時，陳伯達的身體狀況還可以，頭腦也清晰，研究問題也比較深入。他勤於動筆，把研究的心得寫成文字，由工作人員交給中央。中央把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幾份，有的用8開大紙印，有的用16開紙印，有的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有的沒有標作者名字，發給中央領導人參考。

晚年的陳伯達先後提交給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農業合作化的若干材料》、《“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黑格爾反對絕對……》等等。

在這些研究成果中，關於“電子學革命”問題，是陳伯達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課題。毛澤東當時也對陳伯達的這個研究成果給予肯定。當20世紀80年代初，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