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任中國駐紐約總領事期間經歷了9・11事件的全過程，親眼目睹了恐怖分子劫機撞擊世貿南樓、兩座大樓的坍塌以及後來發生的兩場戰爭等一系列事情，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11年過去了，當時的情景無法從心頭抹去，通過身臨其境我真正體會到這一歷史事件給世人帶來的心靈震撼。

親歷9・11

9月11日那天早上8點50分左右，我一到在總領館16層的辦公室，就聽到外面的警笛聲特別刺耳、特別長、特別多。我感到十分異常，便打開窗戶往外看，看到一輛接一輛、沒頭沒尾的一長串警車、救火車、救護車呼嘯著飛速向南駛去。我往車隊駛去的方向一望，大吃一驚！啊呀，不得了！世貿北樓上部正冒著濃濃的黑煙，被風一吹滾滾湧向遠方，構成一幅令人悚然的畫面。在我的辦公室透過窗戶斜向南方，正好望到世貿兩座大樓。這時我並不知道，就在我下車乘電梯前往辦公室的十幾分鐘之間，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飛機已經撞擊了世貿的北樓。我第一眼看到濃煙時還以為就是一場大火。但我根據多年的經驗判斷，像世貿這樣的大樓發生這麼大的火災本身就是一個重大事件，很快就會傳遍全世界，成為頭號大新聞。於是，我立即要新聞組的同志用攝像機、照相機把這一場景實拍下來。遺憾的是，他們一時不知道攝像機、照相機在誰手裏、在什麼地方？於是就慌忙去找。在他們找攝像機、照相機的同時，我回到辦公室隔窗繼續觀望世貿大樓，看到兩架直升機在世貿大樓上方打圈飛而不敢靠近，也許就是為了航拍而不是為了救護。突然我發現一架民航客機從新澤西州那邊飛來，在海面上低空轉個大彎朝世貿大樓飛去。我想世貿北樓正燃著大火，這架飛機還朝那個方向飛去幹什麼？當我還沒有反應過來時，這架飛機就撞上了世貿的南樓，冒出了一個巨大的紅火球。據說這個角度撞擊力最強，差不多把大樓撞穿了，所以南樓後撞卻先塌。我立即明白了這架飛機是故意撞樓而來的，意識到極其嚴重的事件發生了！過了一會兒，還是其他組的同志找來了攝像機，把兩座世貿大樓轟然坍塌的實況拍攝了下來。

紐約的媒體反應極快，事發幾分鐘後記者的鏡頭就集中對準現場，我們立即打開電視收看實況，並獲取各種信息。美國的情報機構和軍方立即啟動，很快查清了是恐怖分子劫持班機肇事。

我隨即以最緊急的口氣把館黨委委員和各單位的負責人召集到我的辦公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命令關閉總領館，清點館內人數，要求所有人員立即各就各位，通知在館外居住的家屬不要外出。我當即分配了各單位的任務，要大家分頭行動，各司其責。我把主要幾位館領導和政治組、新聞組的同志留下來研究形勢和商討對策，準備即向國內報告情況和提出建議。從此，連續三個星期我每天24小時堅持在辦公室處理各種事務，時刻與北京外交部及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保持聯繫。頭幾天幾夜幾乎沒有怎麼休息，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合眼往沙發上躺會兒，一有動靜就又馬上跳將起來投入工作。當時我可以做到一躺就睡，一有事就醒，始終保持高度集中狀態，腦子一直非常清醒。我不知道當時我怎麼可以做到這一點，過去沒有過，後來也沒有過。其實，全館同志沒有誰在這關鍵時刻掉以輕心的，只是當時我顧不上一一瞭解每人都在做什麼，所以只能在這裏把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來。如果可以說當年駐紐約總領館在處理9・11事件中表現不俗的話，那是全館同志的集體傑作。

8點46分和9點零3分，兩架飛機分別撞擊了世貿北、南兩座樓；9點59分南樓坍塌，10點28分北樓坍塌。世貿大樓著火的時候，我立即要商務室把中國在該樓租有辦公室的公司名單及人數交給我。他們說怕名單不全，有的公司變動了也沒有告訴領館，需要再進行核對。我說沒有時間了，先把現有的材料拿來。世貿大樓一塌，記得是10點30分左右，駐華盛頓大使館的何亞非公使就打電話向我瞭解情況，我把目擊到的情況告訴了他。當時的大使是楊潔篪，他到外地出差因美國戒嚴淨空而一時回不到華盛頓。之後電話系統失靈，原來我館電話的系統服務器就在世貿大樓地下室。由於我們已經作了各種應變準備，包括把多年沒有用過的衛星電話打開了，所以沒有同外界特別是與北京中斷聯繫。與使館通話30分鐘後，我接到了時任副外長的李肇星同志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他問我世貿大樓裏有沒有我們中國的人員？有多少？我按商務室交給我的名單向李肇星同志報告：大樓裏共有13家中國公司，30名左右工作人員。我說：第一，這時候大多數人員尚未上班；第二，我們中國公司的辦公室都在較低的樓層，越高租金越貴，上面的都是實力強大的美國大公司，即使當時有我們的人在樓裏，也容易往外逃，我們的傷亡可能會小些。他說幸運幸運。他還向我詢問了當時世貿大樓裏總共會有多少人，會有多少人遇難，等等。我把之前收集到的情況，紐約當地電視報道的數字等情況，向他作了彙報。他代表國內向我館同志表示慰問，要求我們注意安全，隨時跟蹤情況，及時向國內報告。我表示我們一定要堅守好崗位，完成任務，請國內領導放心。

如果恐怖分子再晚一個小時行動，那造成的慘案就要嚴重得多了。據說在兩座大樓裏上班的差不多有10萬人，加之參觀旅遊者，最多時可達20萬人。那天有兩個訪美的中國商業代表團共30多人計劃去該樓活動，由於尚未抵達而倖免於難。最後官方統計在世貿的遇難者共2700多人，與媒體最初報道的5000多人遇難出入很大。加上在賓州飛機墜落和五角大樓遭襲的遇難者，整個9・11事件的遇難人員共3000多人。至於從世貿大樓裏逃出來的人數無準確統計，有人估計有兩三萬，有一位盲人在引路犬的帶領下逃了出來。其中有不少互相幫助的感人故事，中國一位人員摔傷骨折，就是在一位白人、一位黑人的拖拉下逃出來的。

當時除250多名領館工作人員及家屬外，還有250多名從國內來的給我們館裝修和建築宿舍的工程人員，加在一起500多人，我們必須保證每個人的安全。當時可以說整個美國都被這猛然一擊打得暈頭轉向，我們一開始就更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會不會還有更大的襲擊，戒嚴的時間會多長？小布什總統說9・11使美國進入了戰爭，“戰爭開始了”，他是“戰時總統”，可見當時美國國內形勢的嚴重。過去只知道我們的外交人員在非洲遇到過戰亂的危險時刻，沒有想到美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如果戒嚴時間很長，不能外出，不說別的，光500多人的吃喝就是嚴重問題，所以我心裏非常緊張，壓力很大，要求辦公室立即統計館內有多少食品、有多少灌裝飲水，問他們有沒有儲存汽油，要他們提出保證供應的方案。好在類似戰亂的情況沒有幾天就過去了。

國內對9・11事件反應非常迅速，僅僅過了5個小時，江澤民主席就同小布什總統通了電話，對恐怖主義進行譴責，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對美國人民和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小布什在競選時對中國說了不友好的話，批評前任總統克林頓對華軟弱，上臺後刻意改變上屆政府的對華做法，故作強硬，特別是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中美關係向何處去，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中國一向是從大局出發處理中美關係的，所以對小布什及其班子做了不少工作，而中國對9・11事件所採取的立場和態度是個關鍵，使小布什政府無法再對中國採取不友好態度。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很需要中國支持，離開中國美國怎麼反恐？從這次事件小布什明白了中美關係非同小可，不能把美國兩党長期形成的對華政策視為兒戲，所以他的對華態度發生了變化。可以說9・11事件是中美關係克服逆流向健康方向發展的一個轉折點。

9・11事件後的外交軼事

回想9・11事件發生後我館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中國的對美政策，符合中國對9・11事件的立場和態度，對中美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作出了一個總領館應該作的事情。這裏僅舉兩例加以說明。

一是降半旗的事情。為了哀悼9・11事件遇難者，美國決定全國降半旗一周。這件事情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和宣佈的，國內不可能一下子知道，我們甚至連請示都來不及。而沒有國內的指示，駐外使領館絕對不能降半旗，這是常識問題。怎麼辦，我立即拿起電話直接向李肇星同志請示，說美國要降半旗，我建議我們總領館也應該與美方同步降旗。李肇星同志立即表態，同意我的建議，並說，會儘快通知中國所有駐美使領館和駐聯合國代表團都降半旗。試想一下，如果我館因為沒有接到國內指示不降半旗，那會造成什麼影響？恐怕美國人會恨死我們，會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不支持他們，對他們死那麼多人沒有同情心。美國人對我們是否真心同情他們和支持他們反恐是有疑問的，當時有美國記者問我：“據悉，你們中國國內有人對9・11事件的發生表示高興，你對此有何看法和評價？”因為美國幹壞事太多，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且是在9・11事件剛剛發生之時，人們對事件的全貌和背景並不知曉，所以國內有人對美國遇到倒黴事情感到高興是不奇怪的。恐怕不止中國，第三世界很多國家的人都會有同感。但作為一個高級外交官，我知道應該怎麼看待一些老百姓對此事的這種反應，知道應該如何回答美國記者的提問。我說：“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口？13億。遇到一件事情，你總不能讓13億人說哭都哭，說笑都笑。中國對9・11事件怎麼看，你應該看我們國家領導人的表態，看我們政府的態度，看我們總領館的態度。”我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說明我們的立場，其中就提到我們使領館與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降半旗的事情。

二是我在第一時間給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寫信表示對恐怖主義譴責，對死難者哀悼，對市政府給中國公民提供的保護表示感謝。這位朱利安尼過去一向對中國不友好，凡中國領導人訪問紐約他通通不出來見面，卻出面見臺灣的李登輝、陳水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