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召開的第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籌備期間，我從原單位——外文出版局被臨時借調出來，參加大會文件和講話稿的筆譯工作，而且在會議期間還為毛主席做過同聲傳譯。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做“同傳”。

平生頭一次做“同傳”

“同傳”，如今已為人們所熟悉，但當時只有二十幾歲的我，由於孤陋寡聞，只聽說在聯合國開會時使用各種語言的“同傳”，所以對這一行我很陌生，以至不免有一種神秘感。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時，我還是一個不諳世事不滿14歲的孩子，而到了中共八大召開時，我做夢也沒有想過能為黨的如此重要的會議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擔任大會的筆譯和口譯工作，對此我感到非常自豪。

說來，從黨的七大到八大，時隔11年多。這期間，中國社會確實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首先是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僅經過四年全國解放戰爭，於1949年10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八大召開時，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與此同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許多重要指標已經確有把握提前完成。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亟須加強自身建設，制定在新形勢下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主席在8月30日至9月12日召開的八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提出：大會的目的和宗旨，就是總結七大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鬥。中共八大就是這種探索的重要起步。出席八大的代表有1026人，代表全國黨員1073萬人。毛主席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党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為了參加中共八大的翻譯工作，在會議舉行的消息尚未公佈以前，我和其他一些臨時被調去的人員便早早集中到北京西苑飯店。那時的西苑飯店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高樓大廈，而是灰磚砌成的三層樓房。在那裏，我們過起了“與世隔絕的生活”，每天吃住都在飯店裏，就在那裏對大會文件和講話進行文字翻譯。會議文件和講話被翻譯成俄語、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等。而這些翻譯人員，也都是從全國各地調來的。我們日語組的領導人是日文版《人民中國》雜誌負責人康大川，他是我原單位的頂頭上司。還有一位負責人是部隊幹部老沈同志。此外，有兩位專門潤色日文譯稿的日本專家。等到9月15日大會要開幕時，又從各個文種的翻譯班子中挑選出若干人擔任了同聲傳譯。我們日語組擔任同聲傳譯的除了我以外，還有蘇琦和葉啟庸等同志。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我們幾個人，包括我在內，都沒有受過同聲傳譯的專門訓練。大會之所以安排同聲傳譯，是因為有許多兄弟黨的代表團應邀出席了大會，日本共產黨出席的是野阪參三一行。

當時，北京還沒有人民大會堂，政協禮堂是最理想的開會場所，所以中共八大就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

在我們日語的翻譯班子中，我是第一個進同聲傳譯箱子的，因為領導把毛主席致開幕詞的同聲傳譯任務交給了我。在此之前，我雖然曾多次擔任過毛主席會見日本朋友時的日語口譯，但從未為他做過同聲傳譯。

感受激動人心的場景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同傳”箱子，心情非常緊張。由於“同傳”箱子設在大禮堂二層的左側，所以坐在箱子裏，面對話筒和譯稿，根本看不見主席臺上的情況。即使我把頭抬起來，也只能看見二樓的部分與會者，只有欠起身來往臺上望，才能隔著玻璃看到講話人的身影。戴上耳機後，周圍的聲音什麼也聽不見。在未開會之前，我們曾試了一下話筒。戴上耳機後，一個最突出的感覺是聽不見自己說話的聲音，因此，生怕場內的代表聽不見，就自然而然地把嗓門提高了起來。其實，用一般聲音講話，代表們就能聽得清清楚楚。所以，不需要提高嗓門，提高了嗓門，反而會變成噪音，聽者耳朵會震得受不了。

開會的時間到了。我稍稍欠起身，望了一下主席臺，看到毛主席已經站立起來，向講臺走去。我慌忙坐下，屏住呼吸，等待耳機裏傳來聲音。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了。”

耳機裏傳來了毛主席的聲音。我按照事前譯好的日文稿，跟著毛主席講話的速度念下去。毛主席的聲音剛落，代表們全體起立，長時間熱烈地鼓掌。

“從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十一年間，在全中國和全世界，為了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事業而英勇奮鬥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們應當永遠紀念他們。”

話音一落，全體起立默哀。默哀完畢，耳機裏又傳出毛主席的湖南口音：“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會場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毛主席接著在講話中分析了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國內和國際條件。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一句膾炙人口的毛主席的名言，就是在這一次代表大會上談到今後任務時講的。

他說：“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要善於向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已經得到解放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我們有偉大的盟國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我們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黨的支持，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我們並沒有孤立的感覺，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一步一步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我們這次大會，對於我國的建設事業的前進，將要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毛主席的講話不斷被熱烈的掌聲所打斷。據統計，不到3000字的開幕詞，鼓掌次數達34次之多，其中長時間的熱烈鼓掌共有6次。代表們的熱烈掌聲通過場內的話筒傳到“同傳”箱子裏，我也被這種氣氛所感染。我雖然擔任著“同傳”任務，但也不由得興奮起來。

在中共八大期間，除了為毛主席做翻譯外，我們三個擔任日語“同傳”的人員還輪流為其他領導人所作的報告、講話以及外國代表團團長的致詞做了同聲傳譯。我體會，做“同傳”最難的是沒有譯稿，邊聽邊譯。如果事前準備好了譯稿，就可以精神高度集中地注意講話人的講話和譯稿，恰到好處地跟上講話速度，努力不把稿子念錯。而這次會議則根本無需脫稿翻譯，因為事前幾乎都準備好了譯稿。

化解“險情”

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做“同傳”期間，有一次我遇到過“險情”。事情是這樣的：“後方”的翻譯班子臨時向我提供了一位領導人講話的譯稿。稿中，有一處明顯地譯錯，意思完全譯反了。雖然此稿經過了幾個人的校對，但均未發現錯誤。在“同傳”箱子裏，在突然接到譯稿的情況下，只能邊看譯稿邊往下念。不知怎的，那一天我邊聽耳機裏傳來的話，邊看著譯稿念，忽然覺得譯文中有一處不對勁兒。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竟然不自覺地按耳機裏聽到的話，把錯誤糾正了過來。如果機械地盲目地往下念，一旦聲音通過話筒播出去，就會鑄成不可挽回的大錯。臨場避免了這一大錯，真是萬幸！

外國代表講話時，情況又有所不同。我本人除日語外，可以說對英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等基本不懂，所以為說這些語言的外國代表翻譯時，就要邊聽“同傳”的中文譯文邊翻譯成日語。但日共代表講話時，就可以直接聽日語，“同傳”中文。有一件事，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記得輪到日共代表團團長野阪參三致詞時，當他談到20世紀40年代在延安時的情況，談到延安窯洞的那一段生活時，主席臺上的中國同志頓時活躍起來。那動人的情景及臺上人們發出的感歎聲，透過主席臺上的話筒清楚地傳到了“同傳”箱子裏。

大會閉幕那天下午，我們正在同聲傳譯的崗位上堅持工作，日語組負責人老沈同志給我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特大喜訊：毛主席會後要接見擔任同聲傳譯的全體工作人員。

我們興奮極了！起初，我們都以為會把大家集中到一個廳裏，排好隊接受毛主席的接見。誰知，大會剛剛宣佈閉幕，在我們還沒有離開“同傳”箱子時，就聽到從二樓的另一側傳來嘈雜的聲音。接著，看到人們興高采烈地朝二樓大廳方向奔跑，我們幾個日語翻譯也跟著跑去。這時，就看到身著灰色中山裝的毛主席微笑著緩步朝我們走來。當時的情景，就像歌詞中唱到的那樣：“東方紅，太陽升。”我頓時感到莊嚴、偉大，同時又是那樣的親切。

大廳內群情激昂，人們不顧一切地擁上前去，爭著要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微笑著跟前面幾個人一一握手。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是多麼想擠上前去，也跟毛主席握手啊！但是，我覺得，廳內的秩序已經很亂，再往前擁擠，實在不好。我只是目不轉睛地望著毛主席他那慈祥的面容。

有幾個兄弟國家的記者，肩挎小型錄音機，手裏拿著長長的話筒，紛紛將話筒伸向毛主席。那個年代，這種話筒還很少見。我看到毛主席瞅著伸向自己面前的話筒，詫異地問：“這是什麼？”

毛主席的接見，就這樣結束了，人們奔走相告，久久不能平靜。那些跟毛主席握了手的幸運者，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說：“剛才我跟毛主席握了手。這只手，我再不洗了，我用這只手再跟你握一次，大家來分享這個幸福吧！”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享有多麼崇高的威望。

這確實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難得的機會，然而我卻未能如願地與同毛主席握手，當然是莫大的遺憾。我那一直起伏著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靜……

（劉德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