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誕生前後

48年前,為迎接新中國成立15周年,文藝界獻上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東方紅》一經問世便久演不衰,成為新中國音樂舞臺上的經典之作。

空政文工團創作了一台以革命歷史歌曲為主要內容的大歌舞

1960年,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同行的還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朝期間,朝鮮方面為他們演出了一場名為《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演出的氣勢非常龐大,其中,大多數曲目是由戰爭年代的歌舞改編加工而成。

回國途中他們經過瀋陽,瀋陽軍區為招待他們,演出了一場晚會,晚會上演出了4首革命歷史歌曲,這4首歌曲給劉亞樓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想,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裏,我們根據地和解放區流傳著一大批深受廣大軍民喜愛的革命歌曲,這些歌曲在群眾中很有影響,有的一直傳唱至今。加上當時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迫切需要用充滿革命激情的文藝作品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不久,劉亞樓在杭州開會,見到了空政文工團總團副團長張雙虎,劉亞樓對張雙虎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爭,對中國革命歷史懂得不多,應該對他們進行這方面的傳統教育。前不久,瀋陽軍區唱了4首歌,你們空政文工團也應該唱幾首。”

為了完成領導佈置的任務,空政文工團經過研究,決定由總團副團長牛暢負責這項工作。

在組織創作人員討論時,有人問道:“劉司令怎麼想起來讓我們唱歌曲?”牛暢說:“聽說在朝鮮訪問時看過一個大歌舞。”這時舞蹈編劇佟承傑也說:“總政歌舞團去了,他們在朝鮮也看過這個大歌舞。”於是,牛暢馬上派人去總政歌舞團,要來了那場大歌舞的中文節目單。節目單的總題目是:音樂舞蹈史詩《三千里江山》,內容既有歌也有舞,歌舞結合。

文工團的詞作家張士燮仔細看了節目單後想起了一件事,他問牛暢說:“我記得你在太行山時不是搞過一個大型活報劇嗎?我看這個大歌舞和你搞的那個活報劇差不多。”

之後,牛暢回憶了當年搞活報劇的一些情況,經過多次討論,創作人員逐漸統一了思想。最後,大家一致認為:創作一台以革命歷史歌曲為主要內容的大歌舞。1960年底,空政文工團決定派張士燮、朱正本、姚學誠、陳傑等詞曲作家,到江西搜集整理革命歷史歌曲,並指定由張士燮擔任文學編輯。

在羅霄山脈剛剛披上嫩綠新裝的時節,張士燮等人來到井岡山。他們一路風塵僕僕,足跡踏遍了吉安、永新、安福等縣的山山水水。他們聽說茨坪敬老院裏有一些老紅軍,便懷著崇敬的心情登門拜訪。這些老紅軍雖然都是70多歲的老人,兩鬢染霜,但一提起當年的反“圍剿”鬥爭,個個精神振奮,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井岡山遠近聞名的“賴媽媽”賴秀髮,天生一副好嗓子,從小就愛唱歌,參加了紅軍後又當上了宣傳隊員。張士燮等人找到她時,她的歌喉,還是像當年那樣嘹亮動人,並激動地演唱了《送郎當紅軍》。

巧的是,張士燮等人在南昌正趕上了江西省民間文藝匯演。吉安專區的代表演唱了一首《送紅軍》。這首歌的曲調非常口語化,純粹是當地勞動人民在勞作和休息時哼唱出來的。唱詞中摻雜了不少地方方言,加之旋律婉轉優美,充分抒發了蘇區群眾送別紅軍時如訴如泣、欲言又止的真摯情感,歌中唱道:一送(裏格)紅軍(介支個)下了山,秋風(裏格)細雨(介支個)纏綿綿。山上(裏格)野鹿聲聲哀號,樹樹(裏格)梧桐葉呀葉飄完。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裏格)人馬(介支個)再回山……聽到這歌聲,張士燮等人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拿起本子記下來並連夜整理,這就是至今大家非常熟悉的《十送紅軍》。

回到北京,張士燮等人又拜訪了總政治部原主任譚政大將的夫人。這位60多歲的老人聽說是徵集革命歷史歌曲,非常高興,當時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開》: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張燈又結彩,張燈又結彩,光輝燦爛閃出新世界……

除了搜集和整理革命歷史歌曲外,他們還把在1959年全軍第二屆文藝匯演中的《葵花舞》、《飛奪瀘定橋》和反映紅軍過草地的雙人舞《艱苦歲月》進行了加工整理。

劉亞樓說:“我們空軍全體常委請你們吃飯,祝你們演出成功”

劇本成型後,空政文工團將它暫定名為《光輝的歷程》,並將劇本送給了劉亞樓。

有一天,羅瑞卿從空政文工團的一位女演員那裏瞭解到,他們正在排練一個300人的大型歌舞。那位女演員解釋說:“聽劉司令說您和他在朝鮮看了一個大歌舞,他回來後讓我們搞的。”羅瑞卿說:“人家有3000人,你們才300人,我看你們別搞了!”

這事馬上被報告給了劉亞樓,劉亞樓聽後生氣地說:“我讓你們唱歷史歌曲,你們怎麼搞了個大歌舞?是誰讓你們搞的?你們懂得什麼是光輝的歷程嗎?”

這時,空政文工團的同志也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議論,但大家還是憋著一股勁加班加點地排練著。1961年“八一”建軍節前夕,《人民日報》等幾個主要報紙都刊登了《光輝的歷程》即將公演的海報和消息。

當時,劉亞樓在長春,他從報紙上看到消息後,馬上給政治部主任王輝球打電話:“怎麼又叫《光輝的歷程》?還上了報紙了?”

王輝球主任在節目排練時連續看了一個星期,他認為這部作品絕對沒有問題。但現在劉司令員追查下來了,也不能無動於衷。於是,他帶著文工團的幾個同志去向劉亞樓作檢討。劉亞樓說:“你們不要給我作檢討,你們去給羅總長作檢討吧,連羅總長的話你們也不聽,你們向我檢討什麼?!”

從劉亞樓家裏出來,大家沉默不語。這時牛暢說:“我們搞的實際上是個表演唱,我看改個名字,乾脆就叫《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吧。”

《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於1961年8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次演出,共在北京演出了8天,觀眾達2萬多人,以後又進行了幾場招待演出。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羅瑞卿等人先後觀看了演出。

對這部作品,觀眾的反響十分強烈,尤其是親身經歷過戰爭年代的那些老同志看後更是讚不絕口。首都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劇照、歌曲,並發表評論,稱之為“革命歷史的頌歌”、“激動人心、親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傳統教育”。

羅瑞卿看完演出後,上臺和演員們合影留念,他對大家說:“你們亂給我講嘛!什麼歌舞,這明明是歌劇嘛!”劉亞樓看完演出後高興地說:“改得挺好嘛!我叫你們唱歌,你們舉一反三,這樣做就對了!有幾個演員表演得很好。希望你們進一步加工修改。我們空軍的全體常委請你們吃飯,祝賀演出成功。”

《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共9場16景,演唱了46首歌曲。其中包括《秋收暴動歌》、《八月桂花遍地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會師歌》、《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到敵人後方去》、《大刀進行曲》、《遊擊隊歌》、《歌唱南泥灣》等等。在藝術表現上有合唱、有詩朗誦、有人物、有情節、有舞蹈,每場都有主題並用朗誦詞加以串聯。當時在國內舞臺上還沒有“音樂舞蹈史詩”這一概念,它究竟叫什麼,在當時的首都文藝界曾引起了一番爭執。

1962年5月,葉劍英、聶榮臻、林彪三位元帥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政委吳法憲的陪同下,觀看了演出。演出結束後,林彪做了三點指示:第一,這部作品很好,可以教育人民;第二,其他幾個軍區,也要照這個樣子搞;第三,八一電影製片廠要把它拍成彩色電影。

應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請,空政文工團不久去了上海。在上海市人委大禮堂演出了《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演出歷時一個多月,觀眾達7.2萬多人。這一年,上海市的文藝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團的思路,創作出了一部規模更大的節目,定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部作品對中國的歌舞表演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偉建議改名為《東方紅》,得到周恩來批准

1964年,周總理觀看了空政文工團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之後,便產生出了一個想法——在以上兩部作品的基礎上創作一部以歌舞為主的大型文藝節目。1964年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國務會議上提議,創作一部表現黨的鬥爭歷史、展現毛澤東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國慶15周年獻禮。這樣,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排演便提上了國務院的議事日程。

據文化部原部長,曾經擔任過《東方紅》創排工作的周巍峙回憶,7月20日,周總理把當時主管文藝工作的幾位負責人請到中南海西花廳,就創作工作徵詢意見。周巍峙記得,當時參加西花廳座談會的人除了他,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對外文委副主任張致祥等。

經研究最後確定,《東方紅》領導小組組長由周巍峙擔任,副組長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領導小組成員還有時樂濛、胡國光、李偉等。下麵分文學組、音樂組、舞蹈組、舞美設計組。分別由魏風、喬羽、徐懷中、張士燮、任紅舉等同志擔任組長。

早在1962年初,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偉對《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這部作品的名稱就提出修改意見,他認為,該劇的名稱最好定為《東方紅》。李偉的這個建議很快就報給了周恩來並最終得到批准。

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一部劃時代的藝術巨作,其創作隊伍和演員的陣容都非常強大。演員共3000多人,僅合唱隊就有1000多人。

在《東方紅》的序幕《葵花向太陽》後,共有8場,一直演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看過以後,提出不要搞得那麼長,演到新中國誕生就可以了。根據毛澤東指示,刪去了第七、八兩場。

周恩來堅持不寫南昌起義

作為《東方紅》總策劃、總導演,周恩來為《東方紅》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忙完一整天的國務活動之後,他總要在深夜一兩點鐘來到《東方紅》排演現場,和編導們一起討論,大到指導思想,小到具體詞曲。

《東方紅》是一部政治性、歷史性都很強的作品,對一些重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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