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為迎接新中國成立15周年，文藝界獻上了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東方紅》一經問世便久演不衰，成為新中國音樂舞臺上的經典之作。

空政文工團創作了一台以革命歷史歌曲為主要內容的大歌舞

1960年，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同行的還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朝期間，朝鮮方面為他們演出了一場名為《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演出的氣勢非常龐大，其中，大多數曲目是由戰爭年代的歌舞改編加工而成。

回國途中他們經過瀋陽，瀋陽軍區為招待他們，演出了一場晚會，晚會上演出了4首革命歷史歌曲，這4首歌曲給劉亞樓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一個念頭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想，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裏，我們根據地和解放區流傳著一大批深受廣大軍民喜愛的革命歌曲，這些歌曲在群眾中很有影響，有的一直傳唱至今。加上當時正處在三年困難時期，迫切需要用充滿革命激情的文藝作品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不久，劉亞樓在杭州開會，見到了空政文工團總團副團長張雙虎，劉亞樓對張雙虎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戰爭，對中國革命歷史懂得不多，應該對他們進行這方面的傳統教育。前不久，瀋陽軍區唱了4首歌，你們空政文工團也應該唱幾首。”

為了完成領導佈置的任務，空政文工團經過研究，決定由總團副團長牛暢負責這項工作。

在組織創作人員討論時，有人問道：“劉司令怎麼想起來讓我們唱歌曲？”牛暢說：“聽說在朝鮮訪問時看過一個大歌舞。”這時舞蹈編劇佟承傑也說：“總政歌舞團去了，他們在朝鮮也看過這個大歌舞。”於是，牛暢馬上派人去總政歌舞團，要來了那場大歌舞的中文節目單。節目單的總題目是：音樂舞蹈史詩《三千里江山》，內容既有歌也有舞，歌舞結合。

文工團的詞作家張士燮仔細看了節目單後想起了一件事，他問牛暢說：“我記得你在太行山時不是搞過一個大型活報劇嗎？我看這個大歌舞和你搞的那個活報劇差不多。”

之後，牛暢回憶了當年搞活報劇的一些情況，經過多次討論，創作人員逐漸統一了思想。最後，大家一致認為：創作一台以革命歷史歌曲為主要內容的大歌舞。1960年底，空政文工團決定派張士燮、朱正本、姚學誠、陳傑等詞曲作家，到江西搜集整理革命歷史歌曲，並指定由張士燮擔任文學編輯。

在羅霄山脈剛剛披上嫩綠新裝的時節，張士燮等人來到井岡山。他們一路風塵僕僕，足跡踏遍了吉安、永新、安福等縣的山山水水。他們聽說茨坪敬老院裏有一些老紅軍，便懷著崇敬的心情登門拜訪。這些老紅軍雖然都是70多歲的老人，兩鬢染霜，但一提起當年的反“圍剿”鬥爭，個個精神振奮，說起話來滔滔不絕。

井岡山遠近聞名的“賴媽媽”賴秀髮，天生一副好嗓子，從小就愛唱歌，參加了紅軍後又當上了宣傳隊員。張士燮等人找到她時，她的歌喉，還是像當年那樣嘹亮動人，並激動地演唱了《送郎當紅軍》。

巧的是，張士燮等人在南昌正趕上了江西省民間文藝匯演。吉安專區的代表演唱了一首《送紅軍》。這首歌的曲調非常口語化，純粹是當地勞動人民在勞作和休息時哼唱出來的。唱詞中摻雜了不少地方方言，加之旋律婉轉優美，充分抒發了蘇區群眾送別紅軍時如訴如泣、欲言又止的真摯情感，歌中唱道：一送（裏格）紅軍（介支個）下了山，秋風（裏格）細雨（介支個）纏綿綿。山上（裏格）野鹿聲聲哀號，樹樹（裏格）梧桐葉呀葉飄完。問一聲親人紅軍啊，幾時（裏格）人馬（介支個）再回山……聽到這歌聲，張士燮等人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拿起本子記下來並連夜整理，這就是至今大家非常熟悉的《十送紅軍》。

回到北京，張士燮等人又拜訪了總政治部原主任譚政大將的夫人。這位60多歲的老人聽說是徵集革命歷史歌曲，非常高興，當時就唱起了《八月桂花遍地開》：八月桂花遍地開，鮮紅的旗幟豎呀豎起來。張燈又結彩，張燈又結彩，光輝燦爛閃出新世界……

除了搜集和整理革命歷史歌曲外，他們還把在1959年全軍第二屆文藝匯演中的《葵花舞》、《飛奪瀘定橋》和反映紅軍過草地的雙人舞《艱苦歲月》進行了加工整理。

劉亞樓說：“我們空軍全體常委請你們吃飯，祝你們演出成功”

劇本成型後，空政文工團將它暫定名為《光輝的歷程》，並將劇本送給了劉亞樓。

有一天，羅瑞卿從空政文工團的一位女演員那裏瞭解到，他們正在排練一個300人的大型歌舞。那位女演員解釋說：“聽劉司令說您和他在朝鮮看了一個大歌舞，他回來後讓我們搞的。”羅瑞卿說：“人家有3000人，你們才300人，我看你們別搞了！”

這事馬上被報告給了劉亞樓，劉亞樓聽後生氣地說：“我讓你們唱歷史歌曲，你們怎麼搞了個大歌舞？是誰讓你們搞的？你們懂得什麼是光輝的歷程嗎？”

這時，空政文工團的同志也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議論，但大家還是憋著一股勁加班加點地排練著。1961年“八一”建軍節前夕，《人民日報》等幾個主要報紙都刊登了《光輝的歷程》即將公演的海報和消息。

當時，劉亞樓在長春，他從報紙上看到消息後，馬上給政治部主任王輝球打電話：“怎麼又叫《光輝的歷程》？還上了報紙了？”

王輝球主任在節目排練時連續看了一個星期，他認為這部作品絕對沒有問題。但現在劉司令員追查下來了，也不能無動於衷。於是，他帶著文工團的幾個同志去向劉亞樓作檢討。劉亞樓說：“你們不要給我作檢討，你們去給羅總長作檢討吧，連羅總長的話你們也不聽，你們向我檢討什麼？！”

從劉亞樓家裏出來，大家沉默不語。這時牛暢說：“我們搞的實際上是個表演唱，我看改個名字，乾脆就叫《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吧。”

《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於1961年8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首次演出，共在北京演出了8天，觀眾達2萬多人，以後又進行了幾場招待演出。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羅瑞卿等人先後觀看了演出。

對這部作品，觀眾的反響十分強烈，尤其是親身經歷過戰爭年代的那些老同志看後更是讚不絕口。首都各大報紙紛紛刊登了劇照、歌曲，並發表評論，稱之為“革命歷史的頌歌”、“激動人心、親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傳統教育”。

羅瑞卿看完演出後，上臺和演員們合影留念，他對大家說：“你們亂給我講嘛！什麼歌舞，這明明是歌劇嘛！”劉亞樓看完演出後高興地說：“改得挺好嘛！我叫你們唱歌，你們舉一反三，這樣做就對了！有幾個演員表演得很好。希望你們進一步加工修改。我們空軍的全體常委請你們吃飯，祝賀演出成功。”

《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共9場16景，演唱了46首歌曲。其中包括《秋收暴動歌》、《八月桂花遍地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會師歌》、《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到敵人後方去》、《大刀進行曲》、《遊擊隊歌》、《歌唱南泥灣》等等。在藝術表現上有合唱、有詩朗誦、有人物、有情節、有舞蹈，每場都有主題並用朗誦詞加以串聯。當時在國內舞臺上還沒有“音樂舞蹈史詩”這一概念，它究竟叫什麼，在當時的首都文藝界曾引起了一番爭執。

1962年5月，葉劍英、聶榮臻、林彪三位元帥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政委吳法憲的陪同下，觀看了演出。演出結束後，林彪做了三點指示：第一，這部作品很好，可以教育人民；第二，其他幾個軍區，也要照這個樣子搞；第三，八一電影製片廠要把它拍成彩色電影。

應中共上海市委的邀請，空政文工團不久去了上海。在上海市人委大禮堂演出了《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演出歷時一個多月，觀眾達7.2萬多人。這一年，上海市的文藝工作者按照空政文工團的思路，創作出了一部規模更大的節目，定名為《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這部作品對中國的歌舞表演藝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偉建議改名為《東方紅》，得到周恩來批准

1964年，周總理觀看了空政文工團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之後，便產生出了一個想法——在以上兩部作品的基礎上創作一部以歌舞為主的大型文藝節目。1964年7月18日，周恩來總理在國務會議上提議，創作一部表現黨的鬥爭歷史、展現毛澤東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國慶15周年獻禮。這樣，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排演便提上了國務院的議事日程。

據文化部原部長，曾經擔任過《東方紅》創排工作的周巍峙回憶，7月20日，周總理把當時主管文藝工作的幾位負責人請到中南海西花廳，就創作工作徵詢意見。周巍峙記得，當時參加西花廳座談會的人除了他，還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對外文委副主任張致祥等。

經研究最後確定，《東方紅》領導小組組長由周巍峙擔任，副組長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領導小組成員還有時樂濛、胡國光、李偉等。下麵分文學組、音樂組、舞蹈組、舞美設計組。分別由魏風、喬羽、徐懷中、張士燮、任紅舉等同志擔任組長。

早在1962年初，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李偉對《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這部作品的名稱就提出修改意見，他認為，該劇的名稱最好定為《東方紅》。李偉的這個建議很快就報給了周恩來並最終得到批准。

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是一部劃時代的藝術巨作，其創作隊伍和演員的陣容都非常強大。演員共3000多人，僅合唱隊就有1000多人。

在《東方紅》的序幕《葵花向太陽》後，共有8場，一直演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看過以後，提出不要搞得那麼長，演到新中國誕生就可以了。根據毛澤東指示，刪去了第七、八兩場。

周恩來堅持不寫南昌起義

作為《東方紅》總策劃、總導演，周恩來為《東方紅》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忙完一整天的國務活動之後，他總要在深夜一兩點鐘來到《東方紅》排演現場，和編導們一起討論，大到指導思想，小到具體詞曲。

《東方紅》是一部政治性、歷史性都很強的作品，對一些重大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