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有一批台灣同胞為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民間友好往來奉獻了心力、承擔了大量工作。而這些身處幕後的台籍人士卻鮮為人知，在即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際，記錄和緬懷這些為中日兩國世代友好做出貢獻的台灣同胞，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今天，無疑具有積極的紀念意義。

新中國對日民間外交

新中國成立之初，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長期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國的促壓下，同台灣當局締結所謂“和平條約”，並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意圖製造“兩個中國”，這也為中日關系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指引下，中日“民間外交”蓬勃發展，為兩國關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礎。中日兩國人民都渴望並致力於恢復和發展傳統友誼，從經濟、文化交流開始，逐步積累和創造條件，經過“以民促官”，來推動日本政府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 “以民促官”推進了兩國官方關系的改進，最終達到國家關系正常化。

當時對日工作隊伍中，只有經歷抗日、解放戰爭的東北地區有限的日語幹部。為了充實和加強對日工作力量，一大批台籍人士走上了對日工作崗位。他們中有上世紀40年代台灣省升學內地大學的公派生；有“二‧二八”起義後為擺脫台當局白色恐怖來到大陸的革命青年；還有不少是50年代響應祖國號召從日本回國參加建設的台籍留學生、僑胞。黨和國家很重視這些愛國台灣同胞，經過嚴格選撥、培養，以及在實踐中的歷練，發揮了他們熟悉日語、瞭解日本社會的優勢。而這些台籍人士也在中日民間往來、對日宣傳、日語教學等領域中發揮了主力和骨幹作用，擔負了大量工作，為中日兩國的世代友好默默無聞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日本侵華時期，曾經利用恩威並施的手段，將居住在日本偏遠地區的大批貧苦國民，以“開拓團”的名義騙至中國定居。日本戰敗投降後，大批日本戰俘、日僑陸續返回日本，但至1952年仍有3萬多名在華日僑滯留東北地區。在中國政府的呼籲下，1953年1月，由中國紅十字會與日本紅十字會等機構協商，從1953年3月起遣返日僑歸國。當時在中國紅十字會擔任翻譯、聯絡工作的是1952年從日本歸國的台籍留學生蔡壬葵(台南人)。從1954年，起參加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擔負翻譯工作的有組長陳弘(臺北人)，成員紀朝欽(台中人)、蔡銘熹(嘉義人)，他們都是上世紀40年代台灣省升學內地大學的公派生，還有響應祖國號召回國參加建設的旅日臺胞陳峰龍(台南人)、陳瑞華、陳妙齡(臺北人)等。戰犯於1956年分兩批返回日本，戰犯亦經過蔡壬葵安排與日方交接。這兩批日本人返回後，幾乎人人都以中國政府寬大、善待他們的親身經歷廣泛宣傳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以事實批駁了日美反華勢力對新中國的種種污蔑，這迅速擴大了新中國在日本社會的影響，也為中日友好發展擴大了廣泛牢固的社會基礎。蔡壬葵後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

推開中日民間往來之門

日本紅十字會會長島津忠承在日中友好協會和日本和平聯絡會議代表以及當時在北京的日本著名和平運動人士西園寺公一等人的推動下，於日僑回國問題的的商談即將結束時，正式提出邀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以感謝中國方面幫助日僑回國。由此，1954年10月，由時任中國紅十字總會會長的李德全、時任僑委副主任的廖承志率領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赴日訪問。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訪日代表團，該團所到之處均受到日本民間各界的熱烈歡迎。 也由此推開了中日民間友好往來的大門。

1955年1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首任會長村田省藏訪華，正式邀請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商談簽訂新的貿易協定。同年4月，中國貿易代表團赴日訪問，並於東京、大阪舉辦中國商品展覽，為中日民間往來發揮“以經濟推動政治”的作用。而在代表團中也有兩位台籍人士，曾參加抗日戰爭、時任《人民中國》(日文版)總編輯的康大川 (苗栗人)和台灣省升學內地大學的公派生、時任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對日廣播組副組長的方宜(嘉義人)。

1956年3月，在周恩來總理親自籌劃下，中國京劇代表團一行由國家派遣， 以民間形式出訪日本。代表團以梅蘭芳為團長，歐陽予倩為第一副團長兼總導演，團中薈萃了如薑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知名京劇表演家，陣容之強大前所未有。代表團從東京、福岡、名古屋到京都、大阪巡迴演出在日本引起轟動，加之電視轉播，觀眾達千萬人之多，為中日文化交流開啟了良好開端。當時，訪問團中也有位台籍人士，就是在梅蘭芳團長身邊擔任翻譯工作的對外文委亞非拉所的蘇琦(鹿港人)。

體育運動政治色彩較淡，便於開展交流。1956年4月，日本乒乓球協會邀請中國參加在東京舉行的第23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成為中國兵乓球隊首次走上國際舞臺。此後中國圍棋代表團也于1962年7月赴日比賽。國家體委亦邀請日本眾多體育代表團來訪。當時在國家體委的接待人員中也有台籍人士的身影，他就是當時剛剛從日本學成回國的蔡季舟(台中人)。此後國家體委每年都接待眾多日本體育代表團，人手不夠時，經常借用其他單位的臺胞、歸僑參與接待工作。日本體育界對中國很友好，從上世紀60年代即為中國恢復在亞運會、奧運會的合法席位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1971年中國乒乓球隊在日本邀請美國國家隊訪華，後發展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改變了世界政治形勢，甚至引發中日兩國恢復邦交。蔡季舟後任中國奧委會副秘書長、中國棒球協會副主席。

日本工會組織很強大，其成員近1000萬人。他們與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很親近，尤其是在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影響下的工會組織，每年都有大批骨幹來華訪問。兩國工會交流也成為“以民促官”的重要領域。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幹部中的台籍人士陳瑞華(臺北人)是最年輕又活躍的一個，後來他還任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副部長。

中日恢復邦交水到渠成

隨著中日兩國民間友好往來的熱絡發展，1963年10月4日，中日友好協會正式成立，由廖承志擔任會長。協會成立後，廣泛邀請日本各階層人士來華訪問，當時在中日友協承擔黨和國家領導人翻譯工作的台籍人士就有林麗韞(台中人)、呂招治(基隆人)、黃幸(台南人)、陳月霞、陳兆華(臺北人)等人。

1954年，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中國國際旅行社總杜在北京成立。起初接待最多的就是日本友好訪問團，成立當年的國慶節期間就接待日本友人100余人，此後年年增力口，在中國國際旅行社的接待人員中也有台籍人士的身影，1949年從台灣來到大陸的著名學者陳文彬的大女兒陳蕙娟(高雄人)和從日本回國參加建設的徐宏子(臺北人)。1964年，日本政府開放一般人訪華，來訪人員迅速增加。從1956年的1243人到1965年達3800多人。日本友人到新中國受到熱情接待，觀看建設成就，返回日本後廣泛傳播，擴大了新中國影響。

日本青年學生對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宏偉社會主義建設有著深深的憧憬和好奇。共青團及全國學聯、全國青聯等多次邀請日本青年學生來訪。1965年8月，由中日友協，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三團體聯合邀請日本41家團體500名青年學生來訪，與上萬名中國青年學生大聯歡。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郭沬若、廖承志等國家領導人及相關領導接見並合影，這次空前高規格的接待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現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就任時對中國記者說，他就是當年參加兩國青年大聯歡中的一員，是日中友好之子。此後，從1965年至1972年共7團688名日本青年學生訪華。接待這些日本青年學生團，當然少不了懂日語的台籍人士，除了陳蕙娟、徐宏子兩位元國旅幹部以外，還有陳瑞華、呂招治、陳月霞等人也曾借調國旅支援接待工作。

上世紀70年代初，國際形勢進一步向有利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方向發展。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組閣後順應日中兩國人民的意願和歷史潮流，決定解決中日關系問題。1972年9月，田中首相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中方“民間外交”提出的“中日複交三原則”，與中日兩國政府間談判相呼應，達到了“民間外交”與政府談判接軌的成果。1972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當時擔任中日恢復邦交會談及毛澤東主席與田中角榮首相會見翻譯工作的台籍人士林麗韞，1952年從日本回國就讀北京大學生物系，後於1954年調入中共中央聯絡部，此後擔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創會會長。周總理接見日本友人的翻譯工作，大多由她來擔任。參與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會談的還有紀朝欽、黃幸、郭平坦、陳瑞華、呂招治、陳月霞等台籍人士。

聯結中日兩國友好之橋

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隔年，我國於東京設立駐日本國大使館，後在大阪、札幌等地設立總領事館。在駐日大使館、領事館擔任外交官的人士中也有不少是台籍人士，包括擔任大使館參贊的紀朝欽、蔡子民(彰化人)、黃幸、潘淵靜(臺北人)，武官張俊發(宜蘭人)，一秘李玲虹(彰化人)。大阪總領事館領事郭平坦(台南人)、呂招治。除了上述7名外交官外，還有5名台籍人士擔任駐日本國記者，即《人民日報》記者陳弘，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李順然(臺北人)、方宜，中國新聞社記者李國仁(彰化人)、楊國光(桃園人)。

中日兩國恢復邦交前，盡管民間交往很活躍，但對日廣播成為廣大日本人民瞭解新中國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從事對日宣傳，要求日語水準不僅懂，而要相當精通。旅居日本響應新中國號召回國參加建設的台籍人士獨具的優勢由此顯現，他們中不少人經過培養和歷練成為對日宣傳新中國的主力和骨幹。對日廣播，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日本組於1949年6月20日成立。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