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典日期確定的程序與絕對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國人少之又少

開國大典日期確定的程序與絕對保密性使能出席的外國人少之又少，擇何日舉行新中國的開國大典，當時在外交上也是很敏感而舉世關注的。

當時西方通訊社對於新中國開國大典的時間，在八九月間已經有了種種揣測：有一種說法是中國人辦事講究選擇吉日良辰，極有可能在佔領華南、西南基本統一大陸後，于1950年元旦這天舉行儀式，“元旦”是中國人認為一年中最好的喜慶開端日子；在9月27日政協會議宣佈將北平改為北京，定為首都消息傳開後，也有西方記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孫中山有好感，既然中華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雲集北平開會，或許他們會選擇辛亥革命的“雙十節”10月10日這天，舉行大典的儀式。

北平解放初期，從青島機場等地起飛的敵機曾經擾襲至北平附近。在解放軍勝利渡江佔領南京、上海後，從舟山基地等地起飛的敵機，以及在北平潛伏的特務，都可能破壞開國大典。因而，在當時，舉行開國大典的具體時間，哪一天？這天的什麼時候？上午、中午或是下午，這些都需要絕對保密，而不能在當時提前公之於眾的。

關於國名、國旗、國徽、國歌及採用的紀年等開國的諸多事宜，一些書籍和文章都已有詳細生動的記述與描寫，但關於“10月1日”開國大典日子的選定，至今尚未見到完整、專題及甚為具體的文字記載。筆者訪問過參加政協一屆會議的老人。據說，當時在會議中交待過，開國大典將在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的選舉完成並宣佈大會閉幕後舉行，因考慮到空襲、敵特破壞等因素在內，到時具體由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再決定，但是有關閱兵部隊訓練、場地選擇、確定、清理與佈置等的各方籌備工作已經在七八月間開始。當時老北平市委的同志得到的說法也是，籌備工作抓緊進行，具體時間待定，要做到說上就能上。就是現存檔案中的朱德總司令將在開國大典上宣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命令，打印好後也是空著沒有填寫的“×月×日”。

新政協籌備會議在6月15日開始開會，7月1日過後，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來為主任，彭真、聶榮臻、林伯渠、李維漢等人為副主任的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籌委會主要由中央、華北軍區與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負責人組成。籌委會根據中央指示擬定的開國大典有三項內容：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二、中國人民解放軍閱兵儀式。三、人民群眾遊行活動。

閱兵儀式的任務由當時保衛北平的楊成武第二十兵團與華北軍區承擔。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央軍委指導下起草的《閱兵典禮方案》的批示中，尋到一點關於確定開國大典時間的文字。

當時由楊成武與華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唐延傑受命主持起草了一個《閱兵典禮方案》。方案拿出來後，當時中央五大書記除了劉少奇出訪在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及任弼時都一起在中南海接見了負責閱兵事宜的有關人員，聽取了聶榮臻關於閱兵儀式的基本設想，還有楊成武對閱兵方案主要內容的彙報。在座的中央領導人都作了指示，該方案順利通過了，但當時卻還沒能確定開國閱兵的地點，這次接見，更沒有說到開國閱兵的時間。

閱兵方案提供了兩個地點供中央最後確定：一個是西苑機場，場地寬闊，展得開，無須阻斷交通，但須另搭兩三個看臺，工程大，且趕不上天安門城樓宏偉壯觀；另一個就是天安門廣場，須斷絕交通四個鐘頭，當時的長安街較窄，不能按照正規閱兵的行進分列式，只能允許橫排步兵十二路縱隊、騎兵三路縱隊和裝甲車兩路縱隊。

離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的日期越來越近，主管這件事的周恩來經再三權衡比較之後，周恩來終於在閱兵方案的報告上寫下了自己的意見，談到了開國大典的日期和地點：

毛主席、總司令、少奇同志閱：

日期在閉幕後政府成立之日。閱兵地點以天安門前為好，時間到時再定。檢閱指揮員由聶擔任，閱兵司令員請朱德同志擔任。

周九二

文中的聶指聶榮臻。劉少奇在文中自己的名字下畫了一個圈圈。

毛澤東和朱德只是口頭上聽取了周恩來的說明。

清理與修飾天安門城樓和廣場的工作早在它們被確定為閱兵儀式地點之前，就已經在加緊進行了。8月中旬召開的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定。

9月29日人民政協會議的第七天通過了《共同綱領》之後，當晚，一屆政協主席團會議舉行了晚間會議，決定：全國機關、學校、工廠、部隊除因執行不能休假的任務必須照常工作者外，一律於10月1日、2日、3日放假3天，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9月30日上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各方代表會議，研究遊行隊伍隊形、出入場須知的具體問題。

10月1日淩晨，天濛濛亮，一夜未睡的周恩來上到天安門城樓上察看，然後又到天安門廣場觀察，檢查各項準備工作的最後效果，並對國旗的安置、毛澤東的巨幅畫像等做了某些修正。然後，他在天亮後，早上6點整，打電話到豐澤園，接電話的是衛士長李銀橋，得知毛澤東尚未睡覺，就催促李：“你們催他去休息睡覺，下午2點開會，3點上天安門。”

毛澤東受到催促，先是到院子裏散步，活動了一下身子，然後才回來睡覺，並囑咐李銀橋說：“下午1點鐘叫我起床。”

開國大典定在下午3時，主要考慮防止敵機長途奔襲，按照敵機遠程飛行襲擊的規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飛，下午基本不動。當時，在北京四周遠近，華北軍區已經佈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嚴陣以待。年輕的人民空軍也做好了一級戰鬥準備，並安排了屆時在北京上空巡邏的戰鬥機。

閱兵總指揮聶榮臻給受閱部隊下了一道死命令：萬一發生空襲，一律不能動，下刀子也不能動！萬事俱備。一直保密的開國大典的時間，直至10月1日上午10時左右，才由北京新華廣播電臺通過電波，向全世界發出預告。這時，離下午大典正式開始的時間，只剩五個小時了。

這就造成了能有幸參加開國大典的外國人少而又少。

怎麼突然冒出一個美國上校在拍攝開國大典？公安部門建議抓起來或是沒收其膠捲，總指揮聶榮臻要請示毛澤東才行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著麥克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當開國大典的第一項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禮正在進行之時，負責警戒和保衛開國大典安全的公安人員發現了異常情況：一個穿軍裝的美國軍官正站在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的圍牆附近，頻頻地進行拍攝。這位美國軍官雖說離天安門城樓的主會場較遠，但離受閱部隊很近。受閱解放軍部隊的戰車師、騎兵師、炮兵師、步兵師等都列著整齊的隊形一字擺開，集結在天安門東面長安街上，正好離東交民巷的原美國總領事館比較近。

公安人員認為這個美國軍官不再享有外交官待遇，只是居住在東交民巷的僑民，並沒有辦理拍攝開國大典的申請，更談不上得到批准。

對此異常情況怎麼辦？要不要對其採取行動？

公安人員立即將此情況向指揮部作了緊急報告。位於天安門城樓下黃房子裏的指揮中心得到報告，很快就弄清楚了這個美國軍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國駐北平總領事館武官戴維・包瑞德上校，是個中國通。此人在抗戰後期曾經作為組長率領美軍觀察組到過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都有過交往，對我黨我軍有過友好的態度，原來是主張美國政府也要援助中共的史迪威將軍的部下。如今參加開國大典的好些高級幹部彭真、陳毅等都曾在延安見過這個高個子美國上校軍官。

怎麼辦？

考慮到這些複雜的情況，指揮中心不敢決定對這個非法拍攝者採取安全行動，就立即用緊急電話報告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總指揮聶榮臻。

聶榮臻接了電話，覺得這涉及外交事宜，須請示毛澤東。聶榮臻走近城樓前側欄杆旁的毛澤東，簡單明瞭而小聲地報告了情況。

毛澤東聽了說：“哦，是包上校呀，我認識他。”

聶榮臻小聲地問：“閱兵式能讓他隨便照嗎？沒收他的膠捲吧。”

毛澤東仍然望著廣場上歡呼的人海，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吧。讓他照，不管他。我們這是公開的嘛，讓他給我們當個義務宣傳員吧。”

聶榮臻於是命令有關人員不予理睬，但繼續觀察，看此人往後有沒有違規的舉動。後來據公安人員報告，包瑞德上校從容地繼續拍照，比較守規矩，沒有遠離美國總領事館的圍牆附近。

其實，開國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經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拍攝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從天安門正面拍攝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據說，這張照片後來在美國的報刊發表了，但細心的包瑞德發覺：這張照片與10月1日開國大典及以後的天安門正面的毛澤東畫像怎麼會有一點兒不同？

這當然是包瑞德所無法弄明白的。原來，10月1日淩晨，周恩來到天安門來做檢查的時候，發現城樓正中高懸的毛澤東畫像，是根據毛澤東自己選定的照片所放大而繪製的。這是解放區的老百姓很熟悉的一張照片。著名畫家周令釗在繪製時，在畫像下方留有二尺餘寬的一條白邊，下麵寫了毛澤東的親筆題詞：“人民的勝利。”

周恩來驗收時，覺得主席不會這麼不謙虛，還自己為自己題詞，就指示趕快將這幾個字塗掉。這時離開國大典只有不到半天了。畫師們奉命趕到現場，拆畫框已經來不及了，就臨時決定用顏色刷子將下面2尺余寬的白邊和題字都塗成中山裝的顏色。塗好之後，看了又看，覺得有點欠協調，又在中山裝上添畫了一個扣子。

包瑞德在9月30日所拍的那張照片，就成了絕無僅有的絕版。

蘇聯攝影師不慎將拍攝的開國大典紀錄片失火燒了，回國之後受到了斯大林的嚴厲處分，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這是幾個黃頭發藍眼睛的蘇聯人。

他們可以隨意地在天安門城樓上拍攝所有的人。人們注意到，連毛澤東、朱德等中央最高領導人，都讓他們隨意拍攝，還隨他們的指令做一些配合。在地面，還有一部小吉普協助他們。在天安門東側視野最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