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帥與粉碎“四人幫”

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回首這場席捲了中國大地每個角落,震撼了世界的政治風暴時,不同境遇、不同立場的人,都會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深思。但無論當年的境遇和立場如何,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仍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正因為如此,粉碎“四人幫”,終結“文化大革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粉碎“四人幫”,有一個歷史過程,是我黨和全國人民,與“中央文革小組”及“四人幫”長期鬥爭的歷史的繼續和終結。在這場鬥爭中,大批革命元勳、志士仁人,還有眾多無名烈士、黨員和人民群眾壯烈犧牲;也有不少人因為極“左”狂潮中的盲動而喪命,特別是那些青年學生。對前者,我們痛悼;對後者,我們痛惜!這一場付出血的代價、血的洗禮的政治風暴,留給我們太多反省與深思。

首場較量

就拿我的經歷來說吧,這場內亂剛剛發動之時,我也被極左思潮弄得昏頭轉向,與世浮沉。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造反派瘋狂地打、砸、搶、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反黨亂軍,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黨的領導,反對造反派衝擊黨、政、軍,他們的行動深深地教育了我,令我開始對極左行徑有了懷疑,逐步深化了認識。這種抗爭,同樣教育和啟迪了我黨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及領導者,使他們逐步認識到“文革”將要帶來的劫難,從而奮起抗爭,堅決與“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展開激烈的鬥爭。所謂“二月逆流”,就是這場鬥爭的首場較量,其核心是老同志們在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搞這場“文化大革命”還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都打倒和人民軍隊的問題。

這個核心問題,始終貫穿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記得在“大鬧懷仁堂”會議之前,葉帥在政治局會議上當面質問陳伯達,說:“老夫子,你是大理論家,我們是文盲、白丁,上海奪權要成立人民公社,那還要不要黨的領導?政體改變了,國體是不是也要改?”葉帥隨後當面向毛主席報告了他與陳伯達幹了一仗的情況,毛主席接受了葉帥的意見,後來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讓上海把人民公社的牌子取下來。“大鬧懷仁堂”事件,老同志們同聲譴責“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的倒行逆施,啟迪人們去認識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性質。

廬山會議的複雜方面

關於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那場政治風波,我覺得應看到其複雜的方面。一方面是林彪等人因“中央文革”對他們所掌控的權力造成威脅,來個“清君側”,翦除異己,這是無法翻案的;另一方面,也的確有眾多的中央委員,特別是老幹部們,如最具代表性的陳毅老總等,完全是出於對“中央文革小組”一夥禍國殃民的不滿而奮起聲討。還有三位上將,上書毛主席要求處理“中央文革小組”,幸虧周總理冒著風險,機智地保護了他們。廬山會議大有“炸平廬山”之勢,確實是因為有那麼多的中央委員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倒行逆施同仇敵愾之故,絕不是上了林彪等的當、被煽動起來的。那個著名“簡報”的負責人李雪峰等,最終不也證明他們並非與林彪為伍而得到了平反嗎?可見廬山會議有其複雜的另一面。

廬山會議,林彪打錯了算盤,以為利用大多數中央委員對“中央文革小組”不滿,挾勢可以令毛主席就範,卻適得其反,引發了毛主席對林彪一夥的高度警惕,下決心要清除他們。他在發表“我的一點意見”之前,深夜召見了葉帥,當面向他交底,把葉帥這只冷凍的棋子又解凍了。毛主席開始佈局展開清除林彪一夥人的鬥爭,先拿陳伯達開刀。黨內又掀起了一場政治鬥爭風暴。

鄧小平複出

廬山會議以及林彪一夥最終滅亡,對毛主席也是極大的打擊,他的情緒一度十分低落,進而有所反思,做出一些舉措來糾正“文革”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就是鄧小平複出的背景。

記得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向毛主席寫信表達了希望能做點工作的要求,在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時,葉帥恰好先到了,毛主席把他叫到跟前,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說“小平來信了,要求做點工作,我看可以在東興那邊做點室內工作”,說到這裏,康生進來了,主席不說了,把信裝到口袋裏去。葉帥意識到主席開始考慮解放鄧小平了,但沒想到毛主席又把王洪文這樣的造反派頭頭調上來,捧上了天。同時毛澤東也把他器重的老實人華國鋒調進中央。王洪文上臺,形成了所謂“四人幫”。但毛澤東最終還是沒有把黨的最高領導權交給“四人幫”,而是交給了華國鋒。

林彪機毀人亡,周總理有過一次痛哭,在場者一時都迷惑不解,實則是總理痛感政治形勢更加惡化了,“中央文革小組”那夥人會變本加厲地亂黨、亂軍,日子會更加難過,他成了他們的頭號打擊目標。事實證明瞭總理的預見,批陳批林,之後就是批周,差點把他打成第十五次路線鬥爭的頭子。總理晚年,又做了件大好事,他不顧重病在身,在鄧小平、葉劍英等倡議下,飛往長沙與毛主席長談,阻止了“四人幫”的組閣陰謀,使我黨大權沒有旁落於“四人幫”手中。

毛主席苦思下一步棋怎麼下。他自始至終都把總理作為最得力的助手,但讓他接班又不放心,從而想起被他冷凍的鄧小平。同時毛主席出於其“文化大革命”的深重情結,又把上海青年造反派的頭頭王洪文調上來,苦口婆心地言傳身教,耐心做黨內高級幹部的說服工作,讓大家接受,想把王洪文培養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後期,形成了有周總理領導,鄧小平、葉帥等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與“四人幫”展開鬥爭的歷史時期。

葉帥全力以赴支持鄧小平

鄧小平的複出,成為我黨與“四人幫”展開白熱化鬥爭的中流砥柱。葉帥全力以赴支持鄧小平,他曾說過,“他在前方打仗,我在後方送子彈,有時我們一起沖”。在總理病重期間,毛主席對王洪文的表現不滿,失望,讓他回上海學習、調研。葉帥隨即向毛主席上書,建議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複出後,大刀闊斧全面整頓,和“四人幫”對著幹,真是豁出來了!他冒著風險做上海馬天水的工作,反而被馬天水告了狀。

康生病重住在釣魚臺,得悉毛主席批評了“四人幫”,又成了風派,把總理、鄧小平叫到釣魚臺,說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讓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不滿與警惕,把毛遠新調來當聯絡員。鄧小平一連串的舉動,包括把葉帥向他提供的江青在學大寨會議期間大放厥詞的材料批呈毛主席,轉劉冰的信等等,都觸動了毛主席要守住“文化大革命”底線的神經,意識到鄧小平同葉帥等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以說從策略上過早暴露了。毛主席作出了反擊,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再說葉帥這邊。葉帥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被“中央文革小組”和“四人幫”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無時無刻不在尋機打擊他,要把他打倒,他的幾位子女、女婿都被抓起來坐了牢,兒子葉選甯還丟了一隻胳膊。城裏的住所也被造反派抄了家,這在當時最高一級在職的老幹部中,是獨一無二的。葉帥的壓力之大,外人難以想像。江青為了打擊他,無所不用其極,擅自召開了批林批孔大會,大講葉帥的“走後門”問題,企圖搞臭葉帥。爾後又在政治局會議上逼葉帥做檢討。葉帥被迫向毛主席寫了檢討書,但巧妙地點出這是江青迫他做的。毛主席看出來了,作出了著名的“反走後門,三箭齊發”的批示,制止了江青一夥的行徑。張春橋說“用檢討來告狀也是一大發明”,發洩對葉帥的不滿。

鄧小平複出後,葉帥依然全力以赴地與鄧小平配合,在穩定軍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開始之時,葉帥雖然也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但在周總理逝世時,政治局討論總理治喪,仍然義無反顧地堅持要讓鄧小平致悼詞,說“現在還是由小平主持工作,理應由小平來致悼詞”,葉帥跟我們說“在這個時候要支持小平”,他們始終都是與“四人幫”堅決鬥爭的最親密戰友。

“四五”事件, 充分表達了人民的意願

總理的逝世,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對“四人幫”的政治風暴。葉帥每天都以振奮的心情,讓身邊工作人員和子女彙報天安門廣場人民群眾群情激昂的情形,看他們抄來的詩詞,甚至不顧會被“四人幫”爪牙盯梢的風險,驅車到天安門廣場轉了一圈,要親眼看看這波瀾壯闊的場面。“四五”事件,令他下定決心與“四人幫”堅決鬥爭。粉碎“四人幫”後,率先向華國鋒等提出為“四五”事件平反的,也是他。“四五”事件,充分表達了人民的意願,預示了“四人幫”必然滅亡的命運,為粉碎“四人幫”打下了堅實政治基礎。

鄧小平與“四人幫”英勇鬥爭的壯舉,與而後的粉碎“四人幫”是緊密相連在一起的,鄧小平對粉碎“四人幫”,同樣做出了歷史貢獻。

葉帥做軍隊高級幹部的工作

葉帥很注意鬥爭策略,他在1975年的軍委擴大會議(6月24日——7月15日)上有一個講話,其中有一段話是脫稿講的,主要是針對江青插手軍隊搞陰謀的情況。他對高級幹部們說,“現在,有些人背著軍委發材料”,我們“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以後要聽軍委的”。對軍隊高級幹部敲了警鐘。這段脫稿講話,葉帥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在開講之前,葉帥就讓王守江秘書將這段話寫在另一張紙上,夾在正式講稿裏。那時,“四人幫”的核心成員王洪文、張春橋都在中央軍委身居要職,他們幾乎每天都到會,儘管他們在會議期間一言不發,卻時刻注意著會議的動向。也確實如此,張春橋會後就向葉帥辦公室要葉帥講話記錄,葉帥很注意鬥爭策略,沒讓“四人幫”抓到辮子。

軍委擴大會議期間,葉帥就把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講話向一些軍區的主要領導一個一個單獨傳達了。據原葉辦主任王守江回憶,當時,葉帥聽完主席的講話後,回來就把記錄稿給他了。葉帥的記錄稿有特點,有橫著記的,有豎著記的,不易辨認。他讓王守江把記錄稿整理出來以後,去找紀登奎核對,紀登奎記得很仔細。核對整理出來後,葉帥就讓王守江留著這份記錄稿。在開軍委擴大會的期間,葉帥約見一些軍區的主要領導,談話前,葉帥讓王守江先把主席講話的記錄稿給他們看,讓他們心中有數。等他們看完以後,葉帥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