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運輸工務司司長劉仕堯將會在今年十二月「去職」的傳言，正在持續發酵。盡管工務運輸司司長辦公室發出消息予以否認，但這只是當事人的幕僚機構的「象徵式回應」，連當事人自己的「自說自話」都說不上，更沒有得到更高層的「背書」，因而仍然缺乏公信力。應由更高一級至少是特區政府發言人作出澄清。否則，就如關翠杏議員所指出的那樣，由於事件涉及到主要官員，會對整個社會帶來很大影響，而政府卻一直保持沉默，只會令社會不斷出現各種猜疑，對社會絕對不是好事。而唯一可以證明傳言屬真與假的，只有政府，即使行政長官不回應事件，政府應透過新聞發言人澄清真偽。如果傳言屬實，政府應清楚交代後續工作，包括繼任人選；倘不是事實，則應澄清，絕對不應任由傳言在社會上不斷發酵，影響政府施政及引起居民對政府的質疑。
實際上，在坊間，或在網絡上，對「劉仕堯將去職」的傳聞都有很多議論，對特區政府的形象極為不利，有的直接影響到特首崔世安的個人形象，如果未能及時處理好，可能將會使澳門特區及特區政府陷入政治危機。而這種政治危機，比過去僅是局限於突發意外事件的公共管治危機的「殺傷力」更大，千萬不要疏忽。作為在特首選舉中「網絡暴力」及負面傳聞受害者的特首崔世安，由於今次「劉仕堯將去職」的傳聞中，也有一些具有「項莊舞劍」之態，因而崔特首有必要及早進行澄清，將有可能會爆發的政治危機消弭於萌芽狀態。
由「劉仕堯將去職」傳聞及因此而引發的種種議論，引帶出幾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其一，就是如何更好地發揮特區政府發言人的作用的問題。就在「劉仕堯將去職」傳聞「出街」的前幾日，澳大傳播系副教授林玉鳳就已針對近期本澳接連發生紅街市「桃花崗」公地變私地事件、路環九澳清遷爆發衝突、新口岸輕軌走線等多項涉及跨部門的重大社會事件，但特區政府卻竟然沒有主動舉行聯合記者會向公眾清楚交代，批評特區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幾乎名存實亡，並指出隨著政府訊息發放的透明度愈來愈不足，令公眾感覺被蒙在鼓裏，漸漸形成公眾對政府的懷疑和質疑愈來愈多，不信任愈來愈深，此舉嚴重妨礙政府施政，長遠下去會變成「政府講乜市民都唔信」，此舉嚴重妨礙政府施政，促請政府有必要努力做好訊息透明的工作。林玉鳳還指出，設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目的並非只是回應傳媒提問，亦是一個與公眾溝通，回應社會疑問的重要渠道。遇上各項重大社會問題和公眾的質疑時，政府應更快和更主動出來澄清各項問題和作出解畫，盡快釋除公眾對政府的疑慮，才能有助政府施政；同時她建議新聞發言人制度應設立恆常發布機制，可相隔一個月甚至兩個星期舉行一次發布會，定期總結政策的成效、介紹新政策，回應傳媒種種提問，就事件作出澄清等。
林玉鳳的批評言猶在耳，就又因為「劉仕堯將去職」傳聞因得不到政府發言人的及時澄清，而致愈演愈烈，正在向著有可能會惡化為政治危機的方向發展。或許，是由於政府發言人譚俊榮身任特首辦主任等多項重要職務，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難以顧及發言人的職能。實際上，譚俊榮身上所承擔的職能和任務，每一項都是「任重如山」，必須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周身刀，把把利」，不能絲毫有所疏漏，也就難以兼顧發言人的職能。何況，一個人的精力再充沛，總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都處於「候營」狀態。為了譚主任個人的勞逸結合，身體健康，更是為了特區政府訊息發放的透明度，強化「陽光政府」的形象，似是應當設立專職的政府發言人。
在設立專職發言人之後，可能會因為其並非是特首辦主任，職級地位較低，難以掌握準確的政府信息，將會影響發言的品質以至是公信力。這除了要求發言人提高發言藝術，掌握靈活應對的技巧之外，還應對其工作提供便利。比如，可以列席特區政府的決策會議等，讓其充分瞭解及掌握政府的決策內容及思路，使其能夠精準地闡述及解釋政府決策，並妥適地回應媒體的查問。在內地，就有這種制度，擔任發言人者，及必須準確表達黨委和政府決策的機關報的負責人，都可列席黨委和政府的決策會議。
其二、不管劉仕堯的職位是否有異動，都已是到了讓五位司長以至是局長們「乘坐音樂椅」，進行重要職務據位人「交流」的時候了，有必要籍此機會，落實特首崔世安關於「政府正研究對整個特區政府架構進行評估，希望理順架構及部門職能」的施政理念，以更有利於實現崔世安「陽光政府」施政理念，及消除產生貪賄、利益小圈子現象的土壤的問題。實際上，現時的五個司的據位人，及絕大部份的局長，在回歸後的十二年間，尤其是在連特首也已依法「更換」之後，除個別有所調整的之外，基本上都是十二年前澳門回歸時的班底。可說是「十二年不變」，亦即佔去了《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四分之一。這是不符合「穩中求進」的治區理的理念的，也將會不利於反貪倡廉，更不利於提高行政效率。
不要說在西方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度，「連選得連任一屆」及政務官不能在同一職位任職過久，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普世價值之一，就是在內地，也已確立「官員不能在同一崗位任職超過十年」的制度，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就有「交流」的規定。公務員實行「交流」，有助於開闊公務員的視野，豐富公務員的實踐經驗，更生公務員的知識，提高公務員的管理水平；可以達到人和事的最佳結合，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有助於實行公務員迴避制度，加強公務員隊伍的的廉政建設，防止公務員久居一處而形成各種關係網，同時還可避免因公務員長期在一處任職而出現的因循守舊、封閉僵化現象，以利於增加公務員的責任感、進取心，更好地開創新的工作局面。
因此，在特首崔世安的政務運作已走上正軌的情況下，該是趁著「劉仕堯將去職」傳言正在發酵之際，到了為配合其「理順架構及部門職能」的施政構思，兌現其競選特首時，對行政長官選委會中不少委員和許多社團、行業代表作出的調整司級官員的承諾的時候了。尤其是應當注意對與落實貫徹「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論壇」，以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相關的機構據位人的補強。
其三、是對於劉仕堯本人，也應以「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只要不是外傳的與特首意見不和，就應多給予理解和支持，要瞭解「犯錯誤」的特殊「背景」尤其是連一些網民也已看到的「代人受過」，更要允許人改正錯誤。否則，可能會形成「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無人敢於負責任的怪現象。實際上，撇開網路上那些傳聞不談，僅就事論事而言，劉仕堯是五名司長中，最累最辛苦也是最不討好的一個。他主管的事務，如土地、房屋、巴士加價、輕軌等，無一不是「燙手山芋」，司長都要出來當「救火隊長」，及時化解危機。但也都是與社會上某些既得利益勢力有矛盾的，無論是批地、收回霸地等均是如此，「順得哥情失嫂意」，堅持原則被罵，不敢堅持原則更是被罵。而且社會上似乎也是存在著一種不良傾向，「柿子專揀軟的吃」，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欺負」較為低聲下氣的劉仕堯的意思。就連公權力機關也有這種傾向，出現了特區成立以來，首次有廉署和審計署左右開弓同時點名批評的情況。既然如此，倒不如解甲歸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