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3年的延安開始，“甘汞”就與“中毒”二字聯繫在一起，纏繞在毛澤東和王明的恩怨中，經過不斷歪曲演繹誇張，被編造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的政治陰謀。王明真的中毒了？隨著塵封近70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調查材料現於民間，歷史的迷霧被漸漸撥開。

1941年10月12日，對王明而言，是他人生和政治生涯的轉折點。無論怎樣，本想在“九月會議”，即檢討中共十年內戰後期的領導路線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續向毛澤東發起挑戰的王明，卻遭到幾乎全體政治局委員的批評。就連受他指揮的“博古中央”成員也集體“倒戈”。而王明所吹噓的“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的、四中全會的共產國際路線”同樣遭到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一致否定。從此以後，王明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形象與地位一落千丈。情鬱於中。12日當天，王明心臟病突然發作，休克了。曾欲東山再起的他再沒有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心。

王明心臟病發後，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在治療過程中，王明出現所謂的“慢性汞中毒”症狀。一年後，在整風運動高潮時，疑心頗重的王明不甘心失敗，便借這起醫療技術事件做起了文章，告發主管醫師金茂嶽是國民黨特務，並與妻子孟慶樹一起炮製了毛澤東“下毒陷害”的謠言。1956年，王明以“到蘇聯治病”為由到達莫斯科，此後再也沒有回國。

15份醫療報告裏的秘密

其實幾十年來，史學界一直沒有找到駁斥王明誣陷毛澤東的確鑿原始史料。

直到2012年2月，一本名為《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新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件中共黨史上的“謎案”終於被徹底揭開。《王明中毒事件調查》作者、軍旅作家丁曉平是在2009年開始這項“調查”的。而“調查”的緣由，是因為丁曉平從民間收藏家趙景忠手中發現了15份當年中共中央調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

寫作《王明中毒事件調查》前，丁曉平曾編校《毛澤東自傳》和著述《解謎〈毛澤東自傳〉》《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等著作，因此一些紅色藏品的收藏家曾找到他，希望他能為他們手中的藏品進行鑒定。於是，趙景忠就找到了丁曉平。

見到這些藏品，丁曉平喜出望外。這些資料，包括1943年6月14日由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中央軍委衛生部顧問馬海德等人參與的《關於王明患病經過及診斷治療的討論》；6月30日標明“李部長存查”（李富春）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參與的《委員會記錄》；8月14日主治醫生金茂岳寫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11月11日傅連暲和中央醫院黨支部書記兼副院長石昌傑寫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的經過情形的報告》；以及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等醫學記錄。這些資料寫在當年的馬蘭紙上，有的字跡已非常模糊，丁曉平把資料拍照，“研究了半年時間”。經過認真研究，丁曉平認為，這些文獻資料都是真實可信的。

從新發現的這些文獻不難看出，當時中央對“王明中毒事件”非常重視。“當時正值整風運動的‘搶救運動’時期，政治氛圍非常緊張。對此，中共中央立即組成了調查委員會，審查金茂嶽。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康生、鄧發、李克農等親自參加調查。從他們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這個調查委員會的規格之高。”丁曉平介紹說，“然而，當年的護理記錄和專家會診討論等病歷都被王明帶到了蘇聯，另一部分的會診醫療診斷和審查記錄則被延安整風時期負責調查此事的康生秘藏。”

“康生秘藏後流落民間”——這正是丁曉平能夠看到這15份珍貴文獻的原因。據丁曉平介紹，趙景忠收藏的這些史料是從一位名叫黃楚三的老人手中購得的。黃楚三曾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參加過紅軍長征。國共合作時期，黃楚三離開延安到南方工作，後因種種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上世紀80年代，黃楚三認識了康生的妻子曹軼歐。康生不知出於何種目的，自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就沒有將這批標屬“李部長存查”的文獻上交中央，而是藏於自己手中。 “最終，曹軼歐將這批文獻轉給黃楚三，而當時以賣舊書為生的趙景忠在和黃楚三結識後頗為投緣。黃去世後，這些資料又到了趙的手裏。”丁曉平說。

2009年，丁曉平先是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出文章《塵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調查材料驚現民間》刊登在《黨史博覽》第12期。文章發表後不久丁曉平接到一個電話，是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打來的。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專家，他提出想要看看這些新發現的史料。兩人見面後，郭德宏十分驚喜，這些史料他從未見過。這時，丁曉平提出，自己想要寫作一部關於“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專著，郭德宏大力支持。同時，他還將之前王明之子王丹之贈給他的王明夫婦保存的有關“王明中毒事件”史料貢獻出來，幫助丁曉平創作。

郭德宏提供的5份史料和丁曉平發現的15份史料結合一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

王明到底有沒有汞中毒？

有關“毛澤東蓄意毒害王明”或者“給王明下毒”的謠言，大概是在1943年這個時間點開始的。但只限于延安小範圍傳播。丁曉平在採訪原中央醫院總護士長鬱彬時，90歲高齡的老人說，在延安時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丁曉平在《王明中毒事件調查》一書中非常詳實地記了“王明中毒事件”的歷史背景。

20世紀40年代初，中共黨內高層開始批判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尤其是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書記由七人縮減為三人，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王明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這標誌著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定了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地位，也標誌著王明正式從中共中央高層核心位置跌落下來。這對王明打擊非常大。王明大權旁落，內心未免失落。

恰逢當時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幹階段，在組織上進行清黨。審幹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縱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擴大化為“搶救運動”，延安人人自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躺在楊家嶺窯洞中的王明借機指認金茂嶽是國民黨特務，並造謠說中共中央有人指使金茂嶽毒害他，因而升級到“中毒事件”。

“王明生病住院發生在1941年至1942年間，而他在1943年5月的這個時候卻提出所謂的‘中毒事件’。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召集了延安所有醫療專家進行大會診，對一年前的病歷進行討論，這只能是回顧性的病歷討論。”丁曉平說。

王明到底有沒有汞中毒？

“王明的尿檢中僅僅有兩次檢查到有汞排出。”丁曉平說，“但尿裏有汞，並不能證明就是汞中毒。”根據發現的材料，丁曉平看到當年延安專家們就“是否中毒”的爭論相當激烈，但都停留在個人推論或推斷上，並沒有形成肯定的統一的共識。甚至在中央療養所主任畢道文眼裏，王明身體上並沒有什麼大病，而是意志不堅定，為此他在給王明看病時還專門做了王明的思想工作。

至於1943年8月《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後治療初步意見》的扉頁上也寫有兩點聲明，說明王明的病在“邊區的現有條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學的部分化學的檢查，診斷多憑藉臨床，故暫作臨時診斷。”“因為檢查小便的結果，在血液化驗中，有兩次發現有汞，至於現在體內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來。我們對於慢性汞中毒，全都沒有經驗，在醫學書籍上(延安現有醫學者)也沒有很具體很詳細的說明。”

“至於當年王明孟慶樹夫婦提出的所謂‘汞中毒’，完全是在延安整風運動進入‘搶救運動’後借機提出的，目的是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難。”丁曉平說，“其實，即便到了今天，北京也只有少數幾家醫院能確診汞中毒。”

而王明為何兩次尿中含汞？丁曉平根據材料，為我們還原了歷史的輪廓。

王明突發心臟病住進延安中央醫院後，出現扁桃腺發炎，主治醫師金茂嶽開出了一種名為Streptocide的磺胺類消炎藥。這種藥在當時延安十分罕見，也很貴重，只有中央領導和重要病號才能得到。由於王明體質問題，在服用此種藥的過程中，發生了藥物反應，導致肝膽出現疾病，突發卡塔爾性黃疸。

針對便秘和黃疸，金茂嶽等醫生採取了當時比較流行和穩妥的治療方法——清泄，即服用藥物甘汞。甘汞在當年是常用的瀉劑。服用甘汞後，王明肝區疼痛減輕，黃疸也減少了，治療效果不錯。然而，問題出在之後。就在王明身體好轉時，卻因白班護士停了藥，而夜班護士沒有停藥，導致藥物服用時間過長，王明因此出現了疼痛、發燒、口腔發炎等狀況。

事件的關鍵點，一是從蘇聯進口的Streptocide磺胺類新藥。實際上，金茂岳和延安其他醫療專家對此藥的不良反應，還是1943年底從周恩來在重慶帶回送給中央醫院的醫學雜誌上看到的。而且，之後趕來延安為王明會診的阿洛夫處方開的同樣也是這種磺胺類藥物，同樣也導致王明肝膽病發作和尿血的症狀。因為阿洛夫是蘇聯人，是斯大林派來的。唯莫斯科馬首是瞻的王明不敢得罪阿洛夫，從不公開說阿洛夫用藥半個不好。只是背後罵其為“二毛子”。

事件的另一關鍵點，是白、夜班護士關於停用甘汞沒有交接好。在此後金茂岳寫給康生轉中央各首長的親筆信中可以看到，金茂嶽對沒有給“首長”看好病，心懷內疚。“我再誠懇地向黨坦白地講，我沒有一點意思用藥毒害我親愛的王明同志，也沒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誘、威脅等，及利用紅十字會來害王明同志，這完全是因藥發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藥來治發生中毒現象……”

“當年對於王明身份地位的變化，以及對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一直限於中央政治局高層領導範圍內，當時在延安是屬於黨內機密。也就是說，在金茂岳給王明治療時，在金茂嶽眼裏，王明是中共中央的高級領導人，他要負好責任看好病，根本不知道王明路線受到黨內批判。”丁曉平說。而且，根據郁彬老人的說法，金茂嶽開出的甘汞劑量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