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第五次反“圍剿”，熟悉中共黨史軍史的人都很清楚，正是因為李德、博古錯誤地指揮，紅軍以攻堅戰同國民黨軍隊拼消耗，使自己大傷，將原有的蘇區丟失殆盡，紅軍力量遭到極大的挫損，結果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李德是德國人，乃共產國際為中共派來的軍事顧問。但長期不為人所知的是，在國民黨方面，當時的蔣介石也聘請了不少德國顧問為他“剿共”出謀劃策。因此，第五次反“圍剿”就這樣戲劇性地成為德國顧問之間在中國土地上的一次對決。

共產黨的德國軍師：李德

1926年，李德因參加德國共產黨，被德國政府逮捕，1928年越獄後至蘇聯，進入享有盛譽的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李德畢業後進入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後被派往中國搜集日軍情報，同年由大連乘輪船抵達上海。在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特爾的引薦下，李德被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聘為軍事顧問。按照李德後來的話說，他的任務是協助“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對蔣介石反動政權”。經過博古等人請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回電表示同意，但是對李德的職權進行了限制，規定他只是負責提供意見和建議，而沒有直接向中共中央下達指示的權力。事實上，李德也基本上是遵循了這個原則。但是，由於毛澤東在博古等人抵達江西之時就已經靠邊站了，博古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一介書生的博古，在他擔任中共最高負責人時年僅25歲，且長期在俄國留學，軍事方面沒有任何經驗，指揮打仗只好全聽李德的。根據李德與博古的商議，由李“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指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這樣李德實際上就成為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主要負責人。

接手紅軍指揮權後，李德盲目執行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例如1933年10月，正當蔣介石在全力“圍剿”紅軍之際，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蔡廷鍇等人發動了福建事變，宣佈成立獨立政府，並表示願意與紅軍組成聯合戰線。這個機會對處於困境中的紅軍來說可謂千載難逢，本來紅軍已經與第十九路軍達成了一個初步協定，但共產國際來電反對，稱第十九路軍本質上是反對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必須與其劃清界限，而且還要與之進行鬥爭。這樣，博古、李德改變了態度，不再配合第十九路軍的反蔣行動，結果坐失良機，使得蔣介石從容解決福建問題。

1934年4月，蔣介石以10萬兵力分成東、南、西、北四路向蘇區北部重鎮廣昌發動進攻，單是用於封鎖圍困的碉堡就達到2900多個。對此，李德卻提出“不放棄蘇區寸土”，推行“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為了死守廣昌，李德調集紅一方面軍3個軍團9個師作戰，命令紅軍在廣昌外圍修築“永久性”的碉堡。李德還親自上前線，指揮死守廣昌。而國民黨軍隊針對紅軍修築的碉堡之類的工事，先出動飛機大炮將其摧毀，再派兵進行衝鋒。結果，廣昌之戰中，紅軍指戰員共傷亡4000餘人。李德的錯誤指揮引起了大多數紅軍指戰員的強烈不滿。面對國民黨軍的第五次“圍剿”，李德僅憑著在伏龍芝軍事學院三年學習和在德國進行街壘戰的經驗，不顧中國實際情況，對著地圖指揮作戰，把陣地上機槍和迫擊炮的擺放位置都固定下來，盲目地要求部隊執行，結果造成部隊極大的損失，最後紅軍只得放棄中央蘇區，進行長征。

國民黨的洋幫手：德國顧問團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固然與德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直接相關，但與蔣介石改變了以往的軍事策略也有著密切聯繫。無獨有偶，蔣介石這個策略的制定與出臺，恰好也與德國人有關，因為蔣在20世紀30年代也聘請了大批德國顧問為他服務。

在德國顧問的建議下，在第五次“圍剿”中，蔣介石改變之前派兵“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實行“碉堡政策”。實踐證明，這種辦法確實在第五次“圍剿”中起到了預期的效果。蔣介石命令部隊每天只向前推進固定的距離，然後就開始修築碉堡。無論紅軍如何“示弱”，國民黨軍隊皆不予理會，這讓紅軍“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一部”的戰術基本失去了效用。而且蔣也仿照德國，對現役軍官進行輪訓。據當時在國民黨軍第十八軍任連長的楊伯濤回憶，自從1933年蔣介石開辦廬山軍官訓練團後，該軍上至軍長、下至排長均分批前往受訓。經過此次集訓，該軍的作風有了很大的改變，軍官無論職位大小，一律不佩武裝帶，身著布制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和士兵一起吃大鍋飯。這種辦法使紅軍的狙擊手無法確定狙擊目標，同時也使國民黨軍士兵的戰鬥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各師、團部均設置武裝便衣隊，專門負責偵查。這樣，加之共產黨方面的德國顧問指揮失誤，紅軍損失慘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國顧問中，最著名的是有“國防軍之父”之稱的塞克特將軍了。塞克特曾在蔣介石的盛邀下兩次來華，他1934年4月第二次來華擔任總顧問之職時已是67歲高齡。蔣介石對他十分尊崇，使他在給家人的信中自誇為“軍事上的孔夫子”。南京給他每月2000美元工資，是前任顧問魏采爾的3倍，據說這是“南京政府付給一位外國顧問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門口還有禮儀士兵站崗，平時有4位保安跟隨，旅行時乘坐特供的車廂。蔣介石不在時，他還可坐在蔣介石的辦公室召見中國軍官。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因心臟病逝世後，南京國民政府還特別為他舉行了追悼大會，蔣介石因“西安事變”後回溪口休養，由何應欽代他致悼詞，給予塞克特高度評價。

德國顧問們在華使命的結束

在國、共兩黨的歷史上，德國顧問都是值得書寫的重要內容，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局、軍事力量的變革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蔓延，這些顧問們都先後結束了自己在華的使命。

先說李德。在他的錯誤指揮下，中央紅軍反“圍剿”頻頻失利，最後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因在軍事指揮方面的錯誤被批評，接著被取消了軍事顧問的名義。失去了顧問職位的李德跟隨紅軍走完了長征的全部路程，最後到達陝北。由此，他成為唯一一個經歷過長征的外國人。

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李德也對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並在組建的紅軍大學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儘管他實際指揮作戰水平不高，但畢竟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他在軍事理論、圖上作業等方面還是有一套的。

抗戰爆發後，他還擔任過中央軍事研究委員會編委會的主任，後去抗日軍政大學講授過一些戰術課。1939年，李德返回蘇聯，所幸的是此時大清洗已經過去，斯大林並沒有為難他，在李德為自己在中國的失誤做出檢討並保證對中國的事情守口如瓶後，將他調出共產國際，到蘇聯的外文出版社編譯馬列著作。二戰後，李德返回東德，後為協助蘇聯反華寫了一些文章，攻擊毛澤東，並對中國革命史進行了歪曲性的報道。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去世。

作為李德的同胞、在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除為“剿共”出謀劃策外，還對南京政府的軍事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為後來中國的抗戰奠定了重要基礎。例如塞克特在考察了南京政府的軍隊後，他給蔣介石呈遞《陸軍改革建議書》，建議加大對軍官的培養與精銳部隊的訓練。在德國顧問的協助下，南京政府先後建設了一大批專門軍事院校，比如步兵、騎兵、炮兵、工兵等學校。特別是加強了軍隊的炮兵、裝甲兵等。可以說，在1928年至1937年間，南京政府從武器裝備到軍事思想，幾乎全部仰仗於德國。

塞克特返國後，由法肯豪森將軍繼任總顧問之職。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法肯豪森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圖，這條被稱為“中國的興登堡防線”後來成為中國抗日國防的重要工程之一。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蔣介石將德式裝備的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六、第三十三師全部投入作戰，“打給外國人看”。在這些德式訓練軍隊的頑強作戰下，中國軍隊抵抗日軍居然達三月之久，這對於堅定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信心具有積極意義。在此次戰役中，德國顧問團在法肯豪森將軍的率領下，親赴前線協助作戰，一些德國顧問甚至下派到師、團一級。

但是，好景不長，中德關係很快就隨著二戰的爆發而趨於冷淡。德國在華軍事顧問也很快被終止了在華的使命。二戰中德國為了獲取日本的支持，將所有在華的德國顧問全部撤回國內，中、德關係就此走向低谷。1941年7月1日，在德國承認了汪精衛政權後，重慶國民政府迅速作出反應，第二天就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珍珠港事件後，重慶政府正式向德、意、日三國宣戰，雙方關係徹底破裂。

（何志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