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河自北向南流淌，匯入渤海，北段為北戴河，南段為南栽河。尤其在北戴河段，這裏海岸線長達22.5公里，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優良的氣候條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為避暑的好地方。如今，北戴河與美國的戴維營、俄羅斯的索契一起，並稱為世界三大“夏都”——國家領導人度假勝地。每年夏李，一些重要的會議都會在此召開。

走進神秘北戴河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這一消息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引起中央組織郎的重視。中組部當時正考慮全國勝利後如何安置傷殘將士，顯然，北戴河是療養的好去處。中組部在北戴河選擇了風景最好的西山，對原有別墅進行接收或購買，組建了療養院。接著，全國工會系統也效仿蘇聯的做法，開始組織勞模到北戴河休養。

1949年6月，朱德總司令來到北戴河，成為第一個在此療養的中共領導人。

1952年，中組部療養院移交給中央辦公廳，改名為中直機關療養院，規定中直機關的下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養的假期。1953年，中央決定夏天集體到北戴河辦公，在西山新建了房屋、道路和水塔，又對新老房屋進行了編號，新蓋的1號樓是毛澤東居住，周恩來住的德國牧師樓是27號樓，鄧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號樓。這標志著中央暑期辦公制度的形成。1960年，這裏又給毛澤東修建了95號樓。

從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會議，幾乎都在這裏召開，“新華社北戴河電”這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報端，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也不斷從北戴河誕生。這裏也因此成就了“夏都”之名。

1966年“文革”開始，很多領導人被打倒，中央暑期辦公制度也廢止了。

改革開放後，經濟大潮翻湧。1979年2月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發表了一條消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北戴河休養區撥給旅遊部門接待外賓使用”。當時，鄧小平做出這個決定，是迫切希望通過旅遊業掙外匯。旅遊首先得有房子，鄧小平曾在一個檔上批示:軍隊的療養所必須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到最後，除了毛澤東生前居住的“95號樓”，其他所有療養院都交了出去，分別組建為東山賓涫、西山賓館和中海灘賓館。從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辦公地向老百姓敞開了大門，中外遊客都可以住進原先領導人住的樓裏了。

到1984年，得到“平反”的老幹部越來越多，他們在“文革”中歷經磨難，身體大多垮了，急需休養場所。在此情況下，北戴河的一些療養院陸續還給了中央各個單位。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恢復中央暑期辦公制度。

“夏都”的再次興起，最為海內外關注的，是在每次党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都會在此召開醞釀會議。比如，1987年暑期，中央領導、中央書記處成員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員，在北戴河海濱對十三大報告進行了討論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備工作也在北戴河進行，文件起草班子在這裏匯總各方面建議，進行反復推敲。

此時的“夏都”，與以前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老百姓開始和領導人共用這片避暑勝地，也留下了不少佳話。

2003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做了一個重要決定:取消暑期辦公制度。北戴河的“夏都”功能又一次中止了。在外界的感覺單，如今北戴河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淡了。

雖然中央暑期辦公制度取消了，但領導人在此休養的慣例並沒有改變。在人們心目中，北戴河的神秘體現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家搞不清眾多中央機關的療養院是怎麼分佈的，更加好奇領導入住在哪里、如何度假。

其實，這一切並不神秘。據一位曾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過的老同志介紹，黨、政、軍、人大和政協這五套班子的療養院分佈約定俗成，沿著海灘，“西中直機關、東國務院”，軍委原先在西邊有療養院，後來又在東邊的金山嘴修建了一處，人大和政協的療養院則是上世紀80年代修建的，也在東邊。領導人的療養院集中在西山，毛澤東喜歡平房，為他修建的95號樓就是一座有高臺階和高空間的平房。後來，鄧小平也在此處居住過。最初毛澤東居住過的1號樓也是平房。其他領導人通常住的都是兩層小樓。

至於領導入的安全保障，這位老同志介紹說:“都是由中央警衛局負責。最早的時候，警衛有騎兵、陸地和海上三部分。領導人在北戴河的活動之一是游泳，所以組織了一個排的警衛承擔最重要的海上保衛工作，習慣上口曠游泳排”。領導人在海裏游泳，兩名貼身保護的警衛跟隨在很近的地方；其他警衛圍成一個圈，守在不遠處；在這個圈的外面，還有警衛劃著小木船，一來是以防萬一，二來是領導人遊累了可以上船休息一下。現在條件好了，小木船已經換成了小快艇。

鄧小平:大海記住這位88歲的老人

1952年盛夏，北京異常炎熱。

7月下旬，時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奉調進京。8月上旬，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次年，鄧小平來到北戴河休假，從此與北戴河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政治上的“起落”，也在北戴河留下了烙印。

1953年7月17日，鄧小平來到北戴河休養。這是他第一次來到北戴河，也與大海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但是，這次鄧小平只待了兩周，就提前結束休養匆匆趕回了北京。因為北京政壇發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毛澤東請他趕緊回北京，幫助處理。

事情是這樣的:兩個月前，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討論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提出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鄧小平是會議領導小組的成員，並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一同任會議總的經常主持人之一。會議期間，高崗和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利用黨中央糾正財經工作中出現一些缺點、錯誤的機會，散佈流言蜚語，攻擊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分裂黨和國家的陰謀活動，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如此一來，討論和批評新稅制一時成為會議的中心問題，致使會議無法按照原定方針進行下去。一直拖到8月初，毛澤東看到會議偏離了方向，就讓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打電話到北戴河“搬兵”，請在那裏休養的鄧小平和中央書已陳雲火速回京參加會議。8月6日，鄧小平和陳雲在京參加廠會議，並在會上作了一些講話，會議的氣氛才緩和下來，8月11日，會議結束。

鄧小平的第一次北戴河之行，就這樣匆匆結束了。隨後幾年的盛夏，鄧小平也多次來北戴問，有時是休養，有時則是參加中央在這裏召開的重要會議。

1961年7月26日，鄧小平再一次來到北戴河，這次他不是來休養的，而是來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的幾個重要條例。

“文革”之初，鄧小平即被打倒，後來下放到江西勞動，從此也遠離了北戴河。

改革開放後，從1980年開始，鄧小平的身影又出現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早晨抵達北戴河。

這時，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和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正在推進一系列重大決策。

1986年8月5臼下午，正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會見了日本自民黨最高顧問二階堂進。談到個人身體狀況時，他說:我測驗自己的身體靠兩條。一是能不能下海，二廷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証明體力還好，能打牌証明頭腦還好。

1992年7月15日，88歲的鄧小平帶著全家來到了北戴河，這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到北戴河休假。這年的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

這一次在北戴河，鄧小平更多的時間，是坐在海邊的房前，深情地望著大海。也許，他在心裏正和這片熟悉的大海說再見呢!

江澤民:“兩不限制”采訪

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有一個愛好，就是游泳。江澤民曾在北戴河的沙灘上留下不少的足印，但他在北戴河最主要的還是工作、開會和會見外賓等。

江澤民曾不止一次在北戴河接受外媒采訪。較早的一次是1995年8月12日，江澤民在這裏接受了日本《朝日新聞》社長中江利忠的采訪。時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江澤民強調，只有正確對待中日關系上曾有過的那段不幸歷史，中日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才能繼續發展，真正做到“結束過去，開辟未來”。

2000年9月，江澤民決定訪問美國並參加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出訪之前的8月15日，他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新聞雜志節目《60分鐘》的專訪。由於采訪者是以言辭尖刻而聞名的著名主持人華萊士，且條件是“不限制時間不限制問題”，江澤民這次安排被外界普遍視作“一個大膽而史無前例的舉動”。

華萊士准備了100個問題，實際采訪時，兩人一問一答88個回合。據削也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記述，除了對人權問題和所謂的集權統治進行了一般性提問，華萊士還挑了一些具體的、敏感的事情發問。在關於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問題上，華萊士問道:“你今天還認為美國是故意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嗎？”江澤民答道:“我只能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美國是一個科技水準很高的國家。因此，到目前為止，美國‘誤炸’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華萊士承認江澤民的巧妙迴旋，“既不引發美國公眾的反感，也不和中國的國家政策相矛盾”。

畢萊士想用一十他自認為是貶義的中國成語描述江澤民鋒芒內斂的特點，試圖以此“激怒”江澤民:“有些人說你成功的原因是‘綿裏藏針’。這是你成功的秘訣嗎？”“在中國，‘綿裏藏針’是對別人的贊譽之詞。我們的前任領導人鄧小平也獲得了這樣的評價。我不能跟他比。但我可以說我是一個相當有決心的人。這是肯定的。我當總書記有11年了，我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我將盡最大努力為我們的祖國母親工作。也許我的努力工作使我獲得了你提到的這種評價。”江澤民這樣回答。

采訪中很精彩的一刻，出現在華萊士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