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十年，我國經濟處於上升期又面臨各種困難和風險，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帶領全國人民努力走出一條“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之路。

從2002年到2011年，我們實現了年均10.7%的經濟增長速度，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同時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全面推進改革和發展。

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提出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必須深刻認識又好又快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2003年10月14日，海內外關注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勝利召開，全會正式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針對我國發展在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個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關係，全會同時提出了“五個統籌”的原則要求。

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十分重要的一環就是要正確處理增長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的關係。”這實質就是要處理好“好”與“快”的關係。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講，“好”與“快”始終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需要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這是因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沒有變。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要擴大城鄉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維護社會穩定，就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奮鬥目標也要求有較快的發展速度。

但只有“快”肯定是不行了，還必須要“好”，要“又快又好”。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一千美元，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關鍵階段，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就經濟發展而言，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能源、資源、環境、技術的瓶頸制約日益突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壓力增大。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乾淨的水、新鮮的空氣、優美的環境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中，涉及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增長質量等目標實現的難度較大。這些都不是片面追求發展速度可以解決的。

到了2006年，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的態勢十分明顯。10月11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紮實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新要求。從一度強調加速發展，到提出“又快又好”發展，再進一步調整為“又好又快”，這不是一個順序的簡單變化，“這個重要調整，強調的是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反映了黨中央對發展規律的把握和推動科學發展認識的深化，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此後，“又好又快”就一直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明確目標，成為黨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問題上最響亮的回答。2010年10月，黨中央在“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為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指明了方向。

2002年以來的歷次人代會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都在7%～8%左右，既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又不能定得過高，除了要考慮資源環境的壓力外，重點要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環境，引導各方面把注意力放在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生態文明。

“三農”發展又一個黃金期

“我國能否由發展中大國逐步成長為現代化強國，從根本上取決於我們能不能用適合我國國情的方式，加快改變農業、農村、農民的面貌，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十六大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我國總體上已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2005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要求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願，紮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為了更好地推動這項工作，2006年中央發佈了《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的一號文件，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進行了全方位的安排和部署，這是我黨執政史上一個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標誌性文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新時期破解“三農”難題找到了突破口，由此，各地迅速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熱潮，“三農”工作開啟了新的篇章。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以什麼作為這一年党的全會的主題，全黨全國人民都在關注。最終確定“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彰顯出黨中央的戰略思考和科學謀劃。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強”的科學判斷，明確提出“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強調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創新體制機制，加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村和諧，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推動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作為指導一個時期農村改革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推動農村經濟實現了新的發展。

“農民的日子越過越好，農村進入一個新時代。”自2006年1月1日，中國2600多年種地交農業稅的歷史得以終結，廣大農民喜出望外，河北省靈壽縣清廉村農民王三妮親手鑄造“告別田賦鼎”，表達激動心情；隨著農村改革發展的深入，徹底跳出了歷史上農民負擔循環往復、不斷加重的“黃宗羲定律”；2010年以來，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速普遍超過東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速超過城鎮居民，出現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可喜跡象；糧食生產實現了歷史罕見的“八連增”；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村。這些都是與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政策對頭、措施得力密切相關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連續九年成為“一號文件”的主題，統籌城鄉發展，採取一些更直接、更有效的措施，扶持農業和農村發展，引導農民有序進城務工、安家落戶。可以說，黨的十六大以來的這些年，是我國農業農村發生歷史性巨變、農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之一，是“三農”發展的又一個黃金期。

全面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是貫徹全國一盤棋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發揮各個區域的優勢、增強全國發展合力的現實需要，也是維護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

“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這是黨中央從全局和戰略高度確立的統籌區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總體佈局，是一個把握規律、統攬全局的重大決策。在200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2006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2007年4月，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辦公室正式掛牌。

黨的十七大從“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必須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形成若干帶動力強、聯繫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等方面，對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作出了全面部署。2008年9月和12月，國務院分別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和《關於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的批復;2009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的若干意見》;同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0年6月，在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十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隨著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東中西開始出現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東部地區“一馬當先”的增長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2008年以來，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全面加速，經濟增速連續4年超過東部地區，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持續上升。而東部地區繼續率先發展，轉型升級加快。

推進形成主體功能區，是優化國土開發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黨的十七大明確要求“加強國土規劃，按照形成主體功能區的要求，完善區域政策，調整經濟佈局”。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建設主體功能區被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2010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國性空間開發規劃——《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要“控制開發強度，規範開發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國土開發格局”。

城鎮化戰略是集城鄉建設、區域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綜合實力提升、民生改善於一體的重大戰略，是縮小落後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從實際出發，中央提出了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要求按照統籌城鄉、佈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