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八大以其豐功偉績和多方面的特徵而載入史冊, 民主會風是其顯著特徵之一。本文擬對八大的民主會風是如何體現的作一分析。

一、從會議的籌備看八大的民主會風

自19 5 5 年3 月党的全國代表會議決定19 56 年下半年召開八大, 中共中央便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開始了充分而周密的籌備工作。全國代表會議後, 中共中央相繼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八大的各項籌備工作, 計有4 月下旬政治局擴大會議、10 月七屆六中全會、12 月以及19 56 年4 月、6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另據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記載: 從19 5 年8 月28 日至195 6 年9 月14 日八大開幕前夕, 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事宜的各種會議、會見、約談等13 0 餘次。這些會議、會談等先後就八大代表的名額及選舉辦法、會議議程、中心思想、開會時間等間題, 經黨內民主協商研究後陸續作出決定。

籌備八大最重要的工作是準備大會的文件。毛澤東當時曾說: 八大會標誌我們黨前進一步。而要開好這次大會, 使黨更上一層樓,關鍵在於有好的文件。為此, 中共中央成立了由鄧小平等9 人組成的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劉少奇等7 人組成的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和周恩來組織國家計委人員組成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和建議報告起草委員會, 分別負責三大文件的準備工作。八大各項文件的起草過程始終體現著民主協商, 充分發揚黨內民主, 特別是集中黨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過程。正如毛澤東在七屆七中全會上談到八大文件的起草和準備時所說: “ 文件是大家參加意見, 集體創作” , “ 第一次推翻你的, 第二次推翻他的, 推翻過來, 推翻過去, 這也說明我們是有民主的。不管什麼人寫的文件, 你的道理對就寫你的, 完全是講道理。”

關於黨章的修改和修改黨章報告的起草。鑒於七大黨章若干條文已經不適合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 中共中央決定對之加以修改, 並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

195 5 年１０ 月, 鄧小平負責的修改黨章小組寫出黨章初稿後, 先在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小範圍內徵求了意見。經半年多反復修改後, 提交19 56 年4 月2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在吸收會議意見後, 修改小組隨即寫出黨章第二稿並提交4 月25 日至28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在28 日總結講話中專門講到黨章修改, 並特別提出中央設置副主席、党的參見石仲泉等主編社19 8 年版, 第118 頁。參見《黨的文獻》( 中共八大史》, 人民出版19 1 年第3 期, 第13 頁。即黨的文獻2 以巧年第5 期代表大會實行常任代表制等問題請與會者討論。5 月中下旬, 除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討論修改黨章外, 中共中央還下發通知, 要求各省及中央機關利用最近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機會,組織代表討論黨章修改稿, 通知特別提示各地就黨代會實行常任制及中央機構設置加以討論。在陸續收集各地討論意見後, 中央政治局7 月30 日會議決定成立以陳雲為首的專門委員會, 負責提出中央機構設置方案。在收集各地意見後, 專門委員會經反復討論於8 月初形成了成熟的關於中央機構設置方案。與以往相比, 中央副主席由一人改為若干人, 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中央書記處置於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 增加在必要時設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在隨後閱改時加寫了設總書記一人的意見。再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後,8 月17 日新的黨章修改稿寫成。中央還將各地討論黨章修改意見彙集成冊, 以便七中全會討論。此後, 在吸收了七中全會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進一步修改意見後, 起草小組寫出了黨章第六稿並作為定稿准備提交黨的八大討論。與此同時, 與之穿插進行的關於修改黨章報告的起草亦經中央領導集體、起草小組反復討論寫成。

關於政治報告的起草。起草七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的政治報告, 是八大各項文件準備工作當中的“ 重頭戲” 。政治報告的起草修改曆時1 年4 個月, 這一過程也是黨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195５年12 月,以毛澤東反對右傾保守意見為指導思想寫出政治報告初稿, 印送中央領導人審閱。此後, 毛澤東、劉少奇分別詳細聽取了中央三十幾個部們的工作彙報, 毛澤東稱之為“ 建國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調查研究”。這次調研不僅掌握了詳細的國情資料, 也為八大會議的民主會風奠定了基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的基礎上, 19 5 6 年4 月, 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成為了召開八大的指導思想, 也是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方針。19 5 6 年7月上旬, 體現《論十大關係》精神的政治報告第二稿寫出。此後的政治報告最終修改定稿過程, 集中體現了黨內民主商量的和諧氛圍, 現存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的通信和他所作的大量批語即為生動體現。這一期間, 毛澤東先後主持了19 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和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 集中討論政治報告稿。經月餘緊張工作後,8 月2 2 日供七中全會討論的報告第四稿形成。9 月上中旬, 充分吸收與會者討論意見的第五稿、第六稿相繼形成。這以後直至八大開幕前夕, 對政治報告稿的討論修改仍在進行。

關於“ 二五” 計劃建議和建議的報告的起草。19 5 年8 月“ 二五” 計劃在周恩來主持下開始編制,1 月中旬建議初稿寫出。但由於此後反右傾保守的開展, 計劃各項指標被跟著抬高。又由於對19 5 年各項產值產量預估過高, 這些高指標又經毛澤東認可, 使正在編制中的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指標無法平衡,整個編制工作陷人困境。

在八大籌備過程中, 黨中央在尋找適合國情的建設道路這一總目標的認識上是完全一致的, 但在具體建設速度上存在分歧。身處經濟工作一線的周恩來、陳雲力主穩步前進, 反對急躁冒進。19 56 年7 月初, 周恩來連續3 天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 二五” 計劃編制, 提出推翻原有冒進方案, 編制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新方案。經過充分交流思想後, 與會者一致同意繼續“ 精打細算” , 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搞一個比較可行的計劃方案作為向八大的建議。

在從思想上清理了離開綜合平衡的急躁冒進情緒後, 19 56 年7 月起“ 二五” 計劃建議編制重新開始。到該月下旬, 一個在根據“ 一五”計劃經驗、不斷磋商、反復計算各項指標可行性的基礎上編制的“ 二五” 計劃建議出臺。8 月3 日至16 日, 周恩來、陳雲在北戴河先後主持召開9 次會議, 對該方案中的部分指標又作了適當調整。9 月上旬又形成“ 二五”中共八大的民主會風是怎樣體現的計劃建議新的修改稿。在此基礎上, 周恩來又., 主持修改此前寫成的“ 二五” 計劃建議的報告初稿, 經有關方面集思廣益, 增寫了執行“ 一五” 計劃的四條經驗教訓。上述兩個文件又經七屆七中全會討論修改。至此, 擬交八大討論的“ 二五” 計劃建議和計劃建議報告稿最終產生。

二、從會議的進行看八大的民主會風

八大會議進行中的民主會風, 首先體現為大會高度的開放性和政治透明度。大會邀請50 多個國家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及國內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代表列席, 也邀請國內外新聞記者駐會報道。會議進程和有關信息採取隨時見報的方式。

八大代表的發言則是會議民主會風的集中體現。七屆七中全會上, 毛澤東在兩次講話中就特別談到了大會發言問題, 要求代表的發言要精彩, 生動, 多樣性, 還要短; 要有內容,要有表揚, 有批評, 有成績, 也有缺點, 有解決的辦法, 不要千篇一律。會議期間共有68位代表作大會發言,45 人書面發言, 另有70人已準備了發言稿但因故未在會上發言。八大會議上代表發言人數之多, 代表面之廣泛, 為歷次黨的代表大會所僅見。

關於會議發言者的代表面。僅以見諸史料的6 8 篇大會發言和45 篇書面發言而論, 既有中央各部門的工作人員, 也有來自地方各級的代表。中央部門發言代表中既有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 也有各部委、司負責人; 來自地方的發言代表, 既有省、市、縣各級黨委負責人, 也有工農普通黨員代表。從發言者所在系統來看, 既有來自黨、政、軍系統的, 也有來自工、青、婦、司法、文教衛生等系統的。關於會議發言的內容。圍繞我國即將展開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一主題, 八大代表的會議發言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建國以來歷史經驗的基礎上, 對國家各方面的工作, 發表了中肯的意見並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有關國際和國內形勢, 代表發言都同意八大政治報告的基本分析, 同時比報告更展開地談了各自的看法。關於經濟建設是代表發言談得最多的話題。鑒於我國“ 一五” 計劃建設的經驗, 加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暴露出來的問題, 代表發言對我國經濟建設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 積累與消費的關系, 物價問題,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應當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 發展農業、發展生產與改善職工生活的關係等問題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看法和主張。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與經濟體制改革, 代表發言就生產合作社過於集中經營、辦大社, 少數民族地區的農牧業社會主義改造, 手工業的改造等問題談了基本經驗, 分析了國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一些新問題, 並圍繞改進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擴大企業一定的機動權限, 對國民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某些缺陷等問題探討了改革經濟體制的途徑。關於政治建設, 代表發言就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統一戰線, 堅持黨的民族區域自治, 發揮工會、青年團、婦女作用等問題談了看法。此外, 代表發言還就國家文化建設、國防建設與外交工作、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