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崔世安昨日向立法會發表題為《增進民生福祉，立足長遠發展》的特區政府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隨後又在特區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就明年度「施政報告」回答記者的提問。今天，崔世安還將列席立法會全體會議，就明年度「施政報告」回答議員的提問。

崔世安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如同往年那樣，將主要篇幅擺放在明年度的施政重點方面。但對今年度的工作總結，更為集中簡結，而且並沒有以單列章節處理，只是以類以「導語」的形式簡單略過，對澳門特區過去的一年所取得的令到臨近居民羨艷的成績，包括在歐美各國陷入金融及財政危機，遴近的一些地區也遇到發展瓶頸的情況下，澳門地區仍能獲得本地生產總值同比實質增長百分之十二點六，失業率僅為百分之二等驕人成績，也只是簡略提過，並不居功自傲，留待世人評說，樹立了一種清新的「政府工作報告」類型政府公文的文風。

實際上，近年來澳門特區政府從政府總部到下屬各司長級及局級部門的文風，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顯著變化。摒棄了過去尤其是回歸前的「西文中譯」式的佶屈聱牙，及深受「電視文化」影響的粵式口語文風，無論是結構安排還是遣詞用句，都朝向規範化標準化發展。這也可說是澳門回歸祖國在公文寫作領域所帶出的新風，摒棄了過去帶有殖民色彩或地域主義的文風，為統一祖國的語言文字規範進行了可喜的嘗試。

而這份題為《增進民生福祉，立足長遠發展》的「施政報告」，在結構安排上，作出了新的嘗試。可以說，其第一部份說的是如何「分好蛋糕」的問題，第二部分說的是如何「做好做大蛋糕」的問題，第三部份則是發展好民生和經濟的基礎上，調適上層建築，以適應民生和經濟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這個排列方式，符合目前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也在試圖能更好地解決所遇到的問題。而澳門目前社會問題錯綜複雜，多元交疊，但歸根結底集中在三點，其一是居住難的問題，其中也包括了樓價過高；其二是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其三是通貨膨脹，無論是收入高低者都同受影響。隨著「萬九公屋」和「萬九後公屋」計劃的陸續完成，低收入居民的居住難問題應當是能夠得到基本的解決，但還需再接再厲，設法解決中等收入階層的居住難問題。在第一個焦點獲得解決後，第二、三個焦點就成為當前特區政府施政的主攻方向。「施政報告」似是將較多的篇幅放在第二點之上，這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但對第三點則著墨不多。雖然過去已經想方設法，並爭取到中央有關部門的支持，保質保量地供應副食品，但通脹率較高的問題仍是嚴重影響澳門居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問題，不可輕怠視之。

「分好蛋糕」，就是要讓全體居民都能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說到底，就是要讓所有居民「勞有所的，做有所值」，逐步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公平正義，初級社會和諧。實際上，中國自古就有「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傳統，澳門特區作為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社會，當然也有這種思想。雖然澳門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按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也應安排好社會福利，減低基尼系數。而在目前，澳門特區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分配失范自然導致分配不公，「蛋糕」也就沒讓更多人嘗到甜頭。此不僅影響到人民幸福，更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這就需要分好「蛋糕」，祭出公平正義之刀。

因此，「施政報告」將「構建施政長效機制，共建共享發展成果」，擺放在二零一三年施政重點的第一位階。這就是「分好蛋糕」，將經濟發展的成果，合理地分配給創造社會財富的全體居民。而「施政報告」提出的住屋保障、中等收入階層受惠點、醫療保障、社會保障、教育福利保障等一系列惠民措施，都在在體現了這個思路。尤其是在許多以現金分配為特徵的項目，如現金分享、醫療券、學費津貼等方面，都是「還財富於民」的具體做法。

當然，這些只是短期操作措施，也只能暫時消彌民怨，不可能解決長遠的問題。關鍵是要有一個長效機制，並設法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並壓仰通脹率及中小企業的生產成本。否則，提高的收入無法趕上通貨膨脹，居民辛勤勞動的成果，特區政府的好意，都被其抵銷貽盡。在這方面，「施政報告」也提出了若干措施，但仍不足夠，尤其是在內地的通脹率已下降到合理水平之下，澳門的通脹率仍然高踞不下。這就更「考」特區政府的「功夫」了。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室前不久提出應對美國第三期寬鬆量化的對策，此只是為其一，如何應對因內部消費增長的因素，仍未處理好，還須多下功夫。

前不久，政策研究室發文談到對「中產階層」的研究，而「施政報告」的表述則是「中等收入階層」，似是更為準確合理些。因為「中產階層」有以社會學和政治學的不同概念。以收入為衡量的是社會學的標準，而政治學則是以職業為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就指出，「就香港而言，月薪二萬到五萬港幣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體了，但是，這並不是等同於你就成了中產階級，還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價，你的消費方式，是否住在體面的樓盤，是否有定期的渡假等等」。呂大樂界定中的香港中產階級更重要的是按職業群體劃分，同時強調「他們是成功透過教育渠道和憑著學歷文憑而晉身。」這就是政治學上對「中產階層」的定義標準了。實際上，政治學上的中產階層概念，是指除了「財富」之外，還包括職業和社會地位。據西方政治學的主流論述，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通常有兩個，一是職業，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準。在職業上，他們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追求生活品質，對其勞動、工作物件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因此，中產階層由於處於優越的職業地位，往往就成為參政議政的主力軍。實際上，在西方民主社會中參加代議士選舉的，大多是律師、教授、會計師、醫師等專業人士，而且也往往容易當選，成為社會大眾的代言人。因此，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中產階層的成長壯大，有利於民主政制發展成熟。

老實說，如果是以政治學的理論來衡量，澳門的中產階層並未發展，更未強大、成熟。不但是其人數在總體勞動人口中所佔比例並不大，而且也缺乏積極參政（不是議政）的膽色和表現。實際上，在近年的立法會直選中，鮮見有律師、教授擔當各參選組別的第一候選人，而是讓位於非專業人士。這與西方社會、即使是我國台灣地區的律師、教授、醫生等專業人士「自舉大旗」參加直接選舉的普遍現象相比，仍有較大的距離。

因此，「施政報告」改而使用「中等收入階層」的表述。這與世界銀行將年收入在八萬元至七十萬元之間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範疇的標準是較為接近的。國內外的發展經驗表明，中等收入群體是社會的「穩定器」。而政策研究室對這個階層開列的收入範疇有所擴大，尤其是其「低位階」下降，就便於特區政府在推行照顧「中等收入階層」政策後，令到更多的人可以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