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同意陳菊登陸考驗北京政治智慧

曾任民進黨代理主席的高雄市長陳菊,在繼前主席謝長廷前赴大陸進行「開展之旅」之後,也有意在明年以「二零一三亞太城市高峰會(APCS)」主辦城市的名義,親自登陸訪問,遞送邀請函。而國台辦發言人楊毅昨日在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會在被問此事時,作出如下回應:我們希望高雄市按照「亞太城市高峰會」的相關規定和慣例辦事。

「亞太城市市長峰會」是一個由澳大利亞布里斯本市發起的準政府間國際組織,會議秘書處設在布里斯本市。「亞太城市市長峰會」的緣起是,將會發展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中心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現在迎來了重要的轉換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從而產生了各種城市問題,各城市都在為解決該問題而不斷努力。在這種情況下,舉辦「亞洲太平洋城市峰會」,邀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各城市首腦們會聚一堂,從城市行政的角度,暢談經驗交換意見,並構築為解決城市問題而進行相互合作、並進一步推進城市發展的聯繫網路,就很有必要。為此,該峰會從一九九四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會期三天,由布里斯本市和亞太地區城市輪流主辦。出席峰會人員包括亞太地區各國的市(地區)政府主要領導(市長、副市長)及決策者、企業高管、學者、青年領袖等,旨在通過主題演講、專題論壇、商貿展覽、重點推介等形式增加參與者間的交流互動,豐富布里斯本市、昆士蘭州和亞太地區城市間的經貿合作往來,為城市發展開拓空間、創造機遇。

「亞太城市峰會」從成立至今已舉辦八次,累計參會人員六千人/次,其中首次會議的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九年、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七年、二零一一年的主辦城市均為布里斯本市,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九年的主辦城市分別為西雅圖(美國)、重慶(中國)和仁川(韓國)。近年來,世界範圍內的一些城市和企業將參與「亞太城市峰會」作為打開與亞太地區交往管道和貿易、投資市場的重要手段,峰會在地區和全球的影響力日益上升。

第五屆「亞太城市峰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中國重慶舉行。時任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主持峰會開幕式,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代表中國政府做主旨演講,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及多國前政要、國際組織領導人等出席。四十一個國家(地區)一百二十四個城市的九百三十二名代表和九個國際組織、九個外國駐中國領事機構、二百五十五家中外企業界人士與會,期間舉辦多場經貿論壇和專題研討,會議通過了《重慶宣言》,這是峰會舉辦以來首次以宣言形式形成會議成果。

高雄市曾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在布里斯本的第六屆峰會上爭取二零零九年第七屆峰會的主辦權,但卻剎羽而歸。陳菊市長並不氣綏,宣示高雄市將會再接再厲,爭取任何可以為台灣、高雄發聲及登上國際舞臺的機會。尤其是高雄市在二零零九年七月成功地舉辦了第八屆世界運動會,並爭取到中國大陸派出代表團參加比賽之後,深受鼓舞,於去年七月八日在布里斯本舉行的第八屆峰會中, 高雄市政府擊敗韓國大田、中國大陸昆明市,成功爭取到第九屆「亞太城市高峰會」的主辦權。陳菊市長最近宣佈,第九屆「亞太城市高峰會」定於明年九月九日至十一日在高雄巨蛋登場,大會主題訂為「城市經濟新創能─城市挑戰,城市行動」。陳菊指出,這次峰會對致力提升高雄的國際能見度及城市正面形象,協助企業打進國際,將有實質的助益。本次峰會將邀請大陸在內全球上百個城市的市長,與逾千位各國產官學界代表參加,預定將透過三天的會議舉辦二十一場分組討論,分享交流城市治理經驗。陳菊本人更樂意與與會者分享過去十年間,高雄市從港口工業城市轉型為現代生態環保都會的經驗,同時更希望透過峰會能汲取多元化,及更前瞻性的國際經驗,進而轉化為高雄未來發展的行動方針。

高雄市政府倘能成功舉辦這個峰會,尤其是倘能爭取到大陸的主要城市參加,將會為陳菊在二零一四年底的「七合一」選舉中爭取連任加分不少,並將會增加對可能會由國民黨提名的參選人楊秋興的壓力,從而進一步固化高雄市是民進黨在台灣南部「堅強堡壘」的態勢。

為了籌備好這次峰會,陳菊率領高雄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首先,確定峰會必須延續力行環保節能的精神,打造「無紙化」的綠色會議,會後將透過植樹方式,折減本次舉辦會議所產生的排碳量,履行對地球善盡環保的責任。其次,制訂了《二零一三年亞太城市高峰會執行會設置要點》,正式展開為期十四個月的籌備期。其三,為了用盡這個難得的機會,希望能爭取到中國大陸的各大城市的市長出席,時時處處刻意表達對北京的誠意,以提高成功系數,因而在民進黨中央籌建「中國事務委員會」之時,陳菊公開表態應將「中國」一詞置換為「兩岸」;另外,高雄市政府也率先在民進黨執政縣市中成立「兩岸工作小組」,並堅持使用「兩岸」一詞,表達了民進黨中央的前面,也析友善態度。其四,陳菊公開宣佈,將於明年再次登陸,親自向大陸相關部門及各大城市送交邀請函。

在此看來,似乎是將會水到渠成。而且,由於「亞太城市峰會」並非是主權國家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其所議的議題也不屬政治性質,因而中國大陸的城市參加,也不存在敏感的政治問題。然而,陳菊也有曾經令到北京老大不開心的負面東西,那就是在「莫克拉風災」後,不顧台灣島內有識之士及大陸的強烈反對,堅持要邀請達賴喇嘛到台灣超度亡魂,及堅持要在國際電影節放映熱比婭的《愛的十個條件》,引發北京強烈不滿,並對高雄市的旅遊業進行抵制。由於達賴、熱比婭等人分別是「藏獨」、「疆獨」勢力的精神領袖,而且熱比婭還涉嫌與在新疆境內發生的諸多恐怖襲擊事件有關,而陳菊本人也曾一度被北京相關部門視為「獨派」人物,予人「台獨」與「藏獨」、「疆獨」合流的印象,因而她在首次登陸所獲得的「利基」,已經喪失殆盡。儘管陳菊近年已逐漸淡化「獨派」色彩,但如何向北京解釋清楚這兩起事件,擺脫自己與「藏獨」、「疆獨」的關係,需要考她的「功夫」。

實際上,楊毅昨日所說的「我們希望高雄市按照亞太城市高峰會的相關規定和慣例辦事」,前者固然是組織「亞太城市峰會」的規例,而後面的一句「慣例」,就是一句雙關詞,既可是指「亞太城市高峰會」的規例,也可指兩岸交流中必須遵循的準則和規例,尤其是民進黨人登陸的規例。

當然,倘是非要陳菊公開對達賴喇嘛、熱比亞事件公開道歉不可,卻也將會對她本人在民進黨內的地位造成困擾。因此,大陸方面如何分寸拿捏恰到好處地予以處理,也是在考驗北京的政治智慧。北京是否可從遠處著眼,一是面對馬政府政績不佳,民心再次思變,「政黨輪替」有可能會成為常態,北京必須及早做好因應措施;二是目前民進黨內部「交流派」與「保守派」交鋒糾纏激烈,北京倘能見縫插針地「發功」,讓民進黨內的「交流派」得分,促使民進黨內的思維向有利於「交流派」的方向發展,以促成民進黨的轉型,即使是再次發生「政黨輪替」,也不會再有類似「陳水扁第二」的行為而使得兩岸關係遭到惡化;三是面對台灣民眾希望能參加國際活動的焦急情緒,讓台灣有機會參與一些非國家主權性、政治敏感度較低的國際組織活動,以疏導這股情緒,使得台灣民眾改變對大陸「鴨霸」的印象;不妨妥適地處理「陳菊登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