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名中央委員來自哪里?有何特點?

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實現了新老交替。

在這個新領導集體中,205位中央委員尤為引人矚目。他們的決策思維、政治思想和執政風格,將深遠地影響中國未來的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分析發現,通過黨內一系列規範程序選舉產生的這個政治精英群體,具備了一些新的特質,這些新的特質,將使他們更好地承擔重責,帶領中國人民走向下一個美好的5年,乃至10年。

A 中央領導集體實現制度化更新

新一屆的中央委員集體,呈現出流動率高、更加年輕化、更具包容性、更加高知化的特點。

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共有205名中央委員,其中留任委員91名,新當選委員114名,流動率高達56%。這體現出,在堅持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每五年一次制度化更新的基礎上,同時兼顧了平和過渡、穩定交接的理念和安排。事實上,從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來,中共中央委員的流動率在過去的25年裏非常之高,在此期間召開的五屆全國黨代會中,中央委員會新成員比重平均高達62%,流動率比一些西方的權力結構還要高。

據統計,在這205位中央委員中,“40後”31人,“50後”165人,“60後”9人,分別占比15.1%、80.5%和4.4%。換言之,在這個黨的最高決策群體中,“40後”逐漸退出,“50後”佔據主導,“60後”開始嶄露頭角。另外,在這個特殊群體中,有10位女性領導幹部和10位少數民族領導幹部,增強了這一群體結構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政治史上首次有“60後”幹部進入党的核心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這體現出,党在不斷增加自己的開放性、時代性和包容性。

據初步統計,約95%以上的中央委員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其中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委員高達65%,更有14%的委員獲得了博士學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留學經歷的領導幹部開始進入中央決策層。例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劉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這凸顯出在新的國際形勢和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不拘泥于傳統,而是唯才是用、唯賢是舉。這樣的人才觀既拓展了決策層的國際視野,同時也增強了黨的執政能力。

B 人文社科背景成為群體特徵

新一屆中央委員群體的一個醒目特徵,即具有更加明顯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背景,這將深遠地影響他們的執政認知和決策思維。

統計發現,在這205名中央委員中,除了21人(占比10.2%)是理工科背景外,其餘具備大學以上學歷的委員均是人文社會科學背景,或者是具備理科、文科複合背景。其中,最集中的專業學習背景是經濟管理、法律、政治學等領域。可以說,這是一個具有全新背景的中央決策群體,預示著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將全面進入一個經濟學家、法學家等具備人文社科知識背景的精英治理時代。

一般認為,理工科背景出身的優勢在於執行的效率。人文社科背景出身的優勢在於注重分析探討決策的合理性與恰切性,可以儘量避免決策失誤。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認為,由更多具備人文社科背景的政治精英治國,符合現代國家治理的趨勢。尤其是法政型精英人才的崛起,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

另外,他們絕大部分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接受教育,具有完整的教育背景,對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念較包容,更具開放意識。

C 知青經歷練就務實風格

這個中央決策群體,還有一個鮮明的時代特徵,即相當一部分人具有知青經歷,這段經歷在磨礪他們性格的同時,也鍛造了他們的平民情懷和務實風格,同時使他們堅定了改革開放的信念。

據統計,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知青一代,占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歷,占比57.1%。分析認為,有知青經歷的一代人全面進入決策層,無疑將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未來走向。

可以說,知青一代是不幸的一代,同時也是收穫了寶貴財富的一代。在那個特殊時期,艱苦惡劣的農村環境鍛造了他們堅強的意志和適應力。更重要的是,這段經歷加深了他們對基層生活、底層疾苦的瞭解,更懂得中國農民的真實想法,更易親近百姓,務實做事。

有長達近7年知青經歷的習近平總書記11月15日的“述職演說”,就被外界認為強調與人民之間的對話,凸顯“親民平實”的清新風格。《澳門日報》評論說,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等新一代領導人的知青經歷,造就了他們的平民情懷,這種政治素養將深刻影響他們的執政方式和政策導向。

跡象顯示,有知青經歷的一代領導人,在治國理政方面會更靈活,兼具務實與開明兩種特質。這種特質,無疑將會影響未來中國。

D 執政實踐經驗異常豐富

在這205名中央委員中,無論是來自中央部門,還是地方部門,抑或軍隊、人民團體,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幾乎都有過基層鍛煉經歷,執政經驗豐富,應對危機能力出眾。

大部分委員都是扎扎實實一步一步從基層幹起,對國情民情瞭解清晰,把握準確。翻閱新一屆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簡歷,每個常委都有在幾個地方不同履歷的工作經驗,有的還處理過重大的危機。一定程度上,這顯現出中國政治精英培養模式的優越性。中國是一個儒家傳統的國家,推崇賢人政治。清華大學外籍教授貝淡甯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保證了選拔出來的中國政治精英,都有較出色的執政素質和治理能力。

相對於5年前,新一屆中央委員有更加豐富的任職經歷,經受住了諸多危機考驗。例如,胡春華便有多省任職經歷。1983年胡春華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就主動申請遠赴西藏工作。在西部砥礪20餘年後,他先後到河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任領導職務,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和處理複雜矛盾的能力。

另外,在這個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有交叉任職經歷。他們經過多重鍛煉後,視野和思維往往更加開闊,專業才能更加凸顯。一個典型例子是孫政才,這位農學博士先是在北京基層工作,2006年調任農業部工作,2008年又到東北的農業大省吉林主政,近日調任重慶市“一把手”,專業才能得以發揮,治理經驗逐漸提升。

E 肩負重任必將大有可為

如今的中國,已經進入了科學發展的關鍵時期。新一代領導集體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上任,深知全黨寄予的厚望以及人民的期望。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党和人民形成了一個隱形契約。黨的承諾就是黨對人民的責任,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但平心而論,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這不僅要求中國未來幾年保持較高增長速度,更要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系列影響收入分配公正的制度機制如果不改革,收入倍增計劃就很可能無法實現。因此,新一代領導集體將面臨能否堅持科學發展觀、銳意改革的嚴峻考驗。

不過,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多數經歷過物質貧乏和社會動盪的“文革”時期,接受過改革開放的洗禮,切身體會到“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以,他們在面臨轉型挑戰和人民的新期待時,只會在如何進一步堅持改革開放、科學發展方面尋找出路,而絕不會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21世紀,是中國大有可為的世紀。中國未來5年乃至10年的發展,將考驗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智慧和治理能力。

(張廣昭 陳振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