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澳門回歸祖國

宗光耀

中央財政撥款裝修綜藝館

時光邁進1999年,意味著澳門回歸祖國的日子一天天接近,政權交接、迎回歸、慶回歸的准備工作加緊籌劃。我們已獲悉當時澳葡政府正為政權交接儀式興建場館(現已拆除)。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宣誓就職及特區政府的成立是中央的事,而會場選在什麼地方,還未確定。在一次新華社內部會議上議論時,我提出可利用綜藝館,但要重新裝修,幾位領導都表示贊同。

沒過多久,我接到指示回京出席錢其琛副總理在中南海召集的會議,議題是有關澳門政權交接和特區政府成立的准備工作。與會者都認為政權交接和特區政府成立在不同的場地舉行為好,有利於佈置、籌備。我簡要地匯報了澳門的情況,並建議利用綜藝館為特區政府成立的主會場。如果定下來,需要籌劃全面裝修和必要的改造。錢副總理打斷我的話,問:“誰負責花錢裝修?”我回答:“特區政府的成立,特首和主要官員的宣誓就職是中央的事,與葡方無關系,因此不便向澳葡政府要錢。澳門同胞愛國愛澳的熱情很高,樂於奉獻。隨著回歸的臨近,出錢出力的事很多。如果綜藝館的裝修經費由中央撥款,這對澳門同胞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增強他們回歸祖國的光榮感。”

錢副總理又打斷我的話:“你要中央拿錢,拿多少錢?你們有沒有估算?”我回答:“我們已經找人估算過,大約要四五千萬元。”

錢副總理與身旁的國務院王忠禹秘書長和財政部項懷誠部長低聲交換了意見,然後對著我說:“就這樣,同意你們澳門工委的意見,由中央財政撥專款裝修綜藝館,錢數不能超過五千萬,如果超支了也不能再向中央申請追加。”

我表示了感謝,並堅定地說:“我們一定遵照錢副總理的指示辦好這件事。”我很高興、很興奮,也感到一種壓力。

回到澳門,我向新華社澳門分社的幾位領導匯報了這一情況,大家都很高興,一致認為這體現了中央對澳門回歸工作的高度重視,是對我們前方工作的全力支持,也是為廣大澳門同胞做一件有永久意義的事。我們一定要負責落實好。社領導會議決定由我、辦公室主任華建和副主任張春疇組成三人小組負責開展工作。

不久,由中央辦公廳胡光寶副主任帶隊專程到澳門作了實地考察,對裝修方案提供了許多修改意見。

工程的設計和承包選定了南方建築公司。南方建築公司的負責人視其為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同意在不賺大錢的前提下保質保量按時完工。從開工之日起,我們聘請中建公司派兩人每日到現場監督。為了方便施工,體育總署蕭威利署長同意把有關辦公室從綜藝館地下一層暫時搬出。

8月25日起全方位施工,星期日不休息,到12月5日基本完工,用了整整一百天,有人稱為“百日工程”。不僅裝修了綜藝館內部,改建了外部,而且把地下一層各房間、走道、衛生間、樓梯等全面裝修一新。記得有一天我約澳門市政廳麥健智主席察看裝修情況(綜藝館的產權和管理權屬於市政廳),我們走到地下一層,看到煥然一新,麥主席驚喜地說:“二十日特區政府成立和行政長官宣誓就職是在一樓場館裡舉行,地下一層派不上用場,為何也裝修一新?”我說:“南方建築公司把這次裝修綜藝館視為光榮的政治任務,不好意思賺中央財政的錢,隻求保本,又無中間環節,因此費用有節餘,借機會把地下一層也裝修一下。”

借地安裝金蓮花

1999年初,我奉命去北京出席中央關於澳門政權交接和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會議,會議由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王忠禹主持,其中一個議題是:澳門回歸、特區政府成立,中央贈送什麼紀念禮物。1997年中央給香港贈送的是3米高的金紫荊花,效果很好。大家不約而同贊成給澳門贈送3米高的金蓮花。中央的禮品定下來了,要及時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通報,以便各省、市、自治區製作禮品時參考。

9月份金蓮花已鑄造好,運到澳門後擺放何處成了問題。有關領導多方面聽取意見,決定安裝在綜藝館附近的露天。因為政權交接、特區政府成立都將在同一地區舉行,又是市中心地帶。也正巧在綜藝館右側有一很大面積的工地,堆積了許多建築材料和工具,但尚未動工,也沒有圈圍,很適合擺放金蓮花。因為我是籌委會的副主任,下一步的工作自然要我來完成了。

經過瞭解、摸底,這塊地盤是娛樂公司的,已規劃建造商品住房。由於當時房地產形勢不好,娛樂公司遲遲未開工建樓。

有人建議我直接找娛樂公司總經理何鴻粲先生商談借地。

何鴻粲總經理在葡京他的辦公室接待了我。我們相互問好,何老闆(我已習慣背後稱他“何老闆”)半開玩笑對我說:“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一定有要事對我說,就請直言。”當我說到想把中央的禮品金蓮花安裝在綜藝館右側的空地上時,何老闆打斷我的話說:“很好,是一個好選擇,我願意以低價轉讓這塊地皮。”我說:“我不是買你的地,而是向你借用,是無償借用。”

何老闆問:“借多長時間?”我說:“至少一年,因為特區政府成立後,要辦的事情很多,恐怕顧不上馬上著手處理金蓮花的搬遷事。到時候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和部門會與你商談的。”

何老闆說:“就這樣,聽宗副社長的,我無償借地一年。”

前後不到半個小時問題解決了,我愉快地回去向各位社領導報告喜訊,大家都為之高興。

娛樂公司按我們的要求,准時清理了堆放在工地上的建築材料和廢物。

雖說是為金蓮花借地一年,暫時安放,而制定設計方案時,大家主張要高標准、高質量,還要有配套設施,如噴水池、燈光、旗杆、台階、廣場,要讓金蓮花成為澳門回歸和回歸後澳門的一景。因此要選用好的建築材料,要符合永久性建築物的要求。

這樣,估算下來費用約一千萬元。錢從何處來?中央贈送了珍貴禮品,不好意思要中央財政再拿一筆擺放禮品的費用。禮品是送給特區政府的,不便向澳督求助。新華社領導們研究後同意我約見娛樂公司總經理何鴻桑先生,商談可否由娛樂公司和新華社共同出資修建。

我又一次去葡京約會了何鴻粲總經理。我說明瞭來意,何老闆半開玩笑地說:“你沒搞錯,我無償拿出土地,還要我出錢,要出多少錢?”我說:“估算總數不超一千萬元。咱們兩家三七分攤。”何老闆搶先說:“好,那就是新華社七,娛樂公司三了。”我說:“不是,娛樂公司是七,新華社是三,因為新華社用的錢是國家的錢,隻能象徵性地出一點。”

何老闆未加思索地說:“好,我總是聽宗副社長的,就這樣定了,我很樂意。這也是為迎接澳門回歸祖國做的一件大事嘛。”

我們的會談快接近30分鐘時,我起立告辭,拉著何老闆的手說:“十分感謝何總經理的配合和支持。”我本想還說下面一句“新華社和我本人會記住何總經理的功勞的”。何老闆打斷我的話說:“千萬不能這樣講,是我應該感謝,你遇到了事首先想到我。這件事又關系到澳門回歸祖國,慶賀特區政府成立的大事。能為國家、為社會盡一點微薄的綿力是我和娛樂公司同仁的光榮。”

回歸以後,大約是2000年的上半年,在一次社交活動中我又見到了老朋友何鴻燊先生。我說:“現在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了,關於向娛樂公司借地建造金蓮花廣場事,如何善後處理,請娛樂公司與特區政府直接商談,我就無需當中間人了。”何老闆說:“公司與政府有關部門商談是完全可以的。我請宗副主任方便時向何特首把前後情況介紹一下。”我答應了。

不久我回復何老闆:“特首和有關司長認真聽了我的陳述,對你和娛樂公司所做的這件事表示敬佩,願意與娛樂公司協商,妥善處理。”

至此,我的任務完成了,畫上了一個句號。

東望洋山腳下的圍牆

澳門人也許至今都記得,東望洋山下與羅理基博士大馬路之間曾經是塊面積不小的荒地,多年來成了堆放廢物和破舊汽車的場所。東望洋山上的燈塔是澳門的重要景點之一,而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又是一條通往拱北口岸的重要大馬路,路邊有綜藝館、南粵大酒店等建築物,馬路上往來車輛絡繹不絕,雜亂無章地堆放破舊汽車和雜物很不雅觀,影響著澳門的形象,社會上多有微詞。

為了喜迎澳門回歸,近鄰珠海市從1999年初起就大抓市容建設和整修,特別是修了一條直通拱北口岸的“迎賓大道”,很有氣勢。而澳葡政府已處於收攤狀態,整頓市容,迎接政權交接和特區政府的成立好像不在他們的議事日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去澳門市政廳拜訪麥健智主席。我說:“羅理基博士大馬路是一條很重要的交通通道,回歸時外賓多,中外記者更多,解放軍駐澳部隊從拱北進入澳門很可能沿著羅理基博士大馬路到達駐地。馬路邊堆放的雜物和破舊汽車很不雅觀,直接影響著澳門的形象,最好能整治一下。這件事恐怕只能由市政廳去做。”

麥健智主席回應說:“你提的這個問題很好,那裡的情景,我腦子裡一清二楚,是應該整治。不知宗副社長有何具體考慮?”

我說:“離回歸的日子已很近,大家要辦的事很多,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沿路邊用木板豎起一道圍牆,就像建築工地一樣,木板上還可以張貼一些廣告畫和標語之類的。總之起到遮擋視線的作用。”麥主席說:“我明白了,我會盡力的。”麥主席送我出門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澳門正處於一個微妙的時期,臨近回歸,要辦的事很多。蔔國人,特別是掌權者正處於收攤時刻,不便於主動做新的項目。但是,如果中方有什 想法或建議,只要台乎情理,我相澳督和各位政務司很樂意聽取,我本人更不用說,我是澳門人,我要永久留下來的。”

沒過幾天,路邊已動王了,就是現在這道頂上裝有綠色琉璃瓦的白色圍牆。在一次社交場合,我與麥健智主席碰面,我說:“我已看到了圍牆,市政廳的效率很高,謝謝麥主席的合作。”麥健智主席說:“不用謝,我們有這個責任。我做的比你想的、要求的還要好,不是嗎?”我又說了幾句讚揚的話。我心想,不是我沒有想到,只是我不便於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十日淩晨將葡國國旗換成澳門區旗

在澳門工作期間,經常與兩個市政廳(即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打交道,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