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03年以來形成的慣例，每年相對固定時間召開兩次以經濟工作為唯一主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一次關於反腐倡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2012年10月22日，作為中共十八大前的重要準備，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擬提請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討論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稿。

這是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以來，胡錦濤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召開的第10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按照黨章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

最為關係中國命運的議題，都會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研究的範圍。從這些議題，也可以清晰看到10年來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根據出現的頻率，10年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最多的三類議題依次是：經濟建設、黨建工作、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正如上述議題所體現的，這是中國經濟快速跨進的10年，亦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並實踐的10年。同時，它也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10年。一些困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反復提及，也有一些問題因成功應對而不再是會議關注的重點，另外一些挑戰則成為國家話題。

中國議題的變與不變

“政治局討論的問題，都是一些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要問題。”南京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昆明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會議主要精神會在短時間內傳達到全國各級黨組織。

作為一項研究成果，李昆明在2007年主編出版了《聚焦中國：十六大以來中央政治局議程上的重大課題》。這本書曾向全國黨員進行推薦。

在他看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主要有兩個目的：決策擬定和決策執行。“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戰略部署。”李昆明說。

中央政治局會議議題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常規性議題和非常規性議題。前者往往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性問題，反復出現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議程之中。

10年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常規性議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經濟主題，包括宏觀經濟工作部署、農村建設、區域發展等；第二類是政治主題，如反腐倡廉、党的建設、幹部隊伍建設、政協建設等；第三類是文化教育科學主題，涉及先進文化建設、科技體制改革、教育改革等問題；第四類是社會建設主題，包括司法改革等，近幾年討論較多的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

此外，還有一類是重要事務性主題。比如每年全國“兩會”前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歷次全會前對會議內容的審議和確定等等。

“轉型時期面臨的社會矛盾多發，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立足高層的全局性謀劃，需要足夠的力量推動長期建設。如果沒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整體佈局、謀劃和構想，就很難保證建設的順利推進。”李昆明總結說。

非常規議題的出現則有些“偶然”。這類議題往往源於重大事件或自然災害。如2008年年初南方冰雪災害，汶川地震以及奧運會籌備工作等，都曾被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議程。對一些重大腐敗案件的查處和處理，也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並最終決定。

對比十六屆、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可以發現其理論主題和實踐主題都有一致性：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圍繞“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對經濟、社會發展全面部署。

而在具體內容上則是反復強調黨的基本主張。包括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部署全局性工作和重大建設事業等。

另一方面，隨著國際環境和現實任務的變化，2007 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自然災害、重大社會事件相對多一些。

李昆明將這些變化概括為三點：首先是突出科學發展主題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主線，重點關注基礎性建設和民生建設。

其次是突出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著力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制度體系，突出黨員領導幹部的管理制度建設。

再者，著力建立健全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體制，著重從人才、教育、文化建設方面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體制機制。

一些具體變化包括：十六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曾多次將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主題。2007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加大了科技創新、幹部隊伍建設等問題的討論。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是提大政方針。”李昆明說，“有些已經部署了，需要相關部門根據自己的具體職責去抓落實。”

經濟建設始終是中心

包括區域發展、“三農”問題、林權改革等問題在內，10年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公報中，共有41次涉及經濟問題。也就是說，約有40%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談及了經濟工作。

根據慣例，每年夏天和年底都會有兩次集中討論經濟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前者重點是分析當前宏觀經濟運行情況，針對當前經濟形勢做出部署。

後者則注重對未來經濟走向的分析和把握。此類會議往往在年末召開，主要內容是研究下一年的經濟工作，確定經濟發展的重點。

在中共十七大之前，這兩次年度固定會議的公報多也包含其他主題。

如2006年11月的政治局會議是“分析當前經濟形勢、研究明年經濟工作，討論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

2006年7月的政治局會議除了決定2006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會議還討論研究了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

從2007年開始，經濟工作作為唯一主題出現在這每年兩次的會議公報中。

一般情況下，每年年初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是外界觀察高層對經濟工作態度的一個窗口，其會議公報也多與經濟問題有關。

這種對會議主題的相對確定，顯示了經濟問題在當前中國問題中的重要性。

另一個慣例是每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固定聽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年度工作彙報，分析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形勢，研究部署下一年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經濟議題，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注重對宏觀經濟方向的把握，即注重“定調”。

它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也多立足於“宏觀形勢”，對經濟工作的部署則注重“宏觀調控”，而且經濟政策的制定往往與五年發展規劃相結合。

會議為經濟發展明確方向的思路也頗為明晰：先確定經濟工作的方向，如保增長，確定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並就物價、外貿政策、擴大內需、控制通脹等重點問題做出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往往是確定經濟發展的戰略佈局，也就是大方向，具體政策方面則由相關政府部門制定。”李昆明說，“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強調加強農業基礎性地位，至於怎麼加強，就需要相關部門、各級政府來制定各項具體政策。”

令人關注的是，作為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準備，2003年秋季有兩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作為主要議題。

于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宣告上世紀90年代以來“姓社姓資”大爭論的最後定論。從那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開始向更加全面、具體的經濟政策領域挺進。

黨建議題：提高執政能力

另一個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反復提及的主題，是党的建設。中共十六大以來，包括幹部隊伍建設在內，有19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的主題中出現了黨建工作。而10年來党的建設工作的重點之一，便是執政能力建設。

中共十六大明確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作為新時期党的建設的重要任務。中共十七大報告則指出：“必須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執政能力建設是党自身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貫穿于党的建設各個方面。”

党的建設內涵日益豐富，形成了涵蓋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完整體系。其形式也日趨多樣。僅從歷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來看，其形式就包括理論學習、幹部培訓等。

以對科學發展觀的學習為例，活動從2008年3月開始試點，200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全黨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此後一直持續到2010年2月。201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再次將其作為主題，“總結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研究部署鞏固擴大學習實踐活動成果工作”。

2009年9月18日，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党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決定》確定了加強党的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建設學習型政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等七大重點。此後多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議題與《決定》有關，將其推向全面貫徹執行。

201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主題是“總結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研究部署鞏固擴大學習實踐活動成果工作”。

201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會議指出，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對於擴大黨內民主、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密切黨群關係、規範權力運行、推進基層黨風廉政等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201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研究加強市、地、州、盟黨政正職幹部管理工作。會議認為，要按照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要求，“進一步健全選拔任用機制，完善人選提名，加強考察工作，落實全委會票決制度”。

科學發展觀與《決定》，構成了10年來黨建問題的兩個主體。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