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吳江老師

(編者按:原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理論室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吳江教授,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逝世,享年九十五歲)

吳江:“大江歌罷仍從容”

1937年,他從家鄉諸暨奔赴延安參加革命,鬥爭磨難、革命洗禮和勤于治學使他成為中共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理論家;1978年,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領導下,他為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實現撥亂反正作出了突出貢獻。為了尋訪真理標準討論幕後的故事,在北京東城區的一處鬧中取靜的公寓裏,筆者終於見到了真理標準討論的重要人物、令人仰慕的理論大家——94歲高齡的吳江先生。眼前的吳老身材魁梧,額寬目闊,眉發皆白,聲音渾厚,舉手投足之間彰顯大家氣象。

【延安走來的革命者】

1918年2月,吳江生於浙江諸暨縣的一戶耕讀家庭。1931年,他考取了浙江省立一中。入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剛進入中學的吳江出於一腔愛國熱情與同學們跑到教育廳門前的廣場靜坐,也是這時,吳江的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他開始把心思轉向文學,立志要做一名作家。後來,吳江回憶自己退學主要受到高爾基《我的大學》影響。1937年11月,吳江經一位地下黨員介紹加入了黨組織。

1938年2月,吳江帶著上魯迅藝術學院的念頭奔赴延安。一路歷經磨難,躲過日寇和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終於在10月到達延安,卻因為黨組織關係無法正常轉入,背上了脫党的“原罪”,使得他在1945年不得不重新入黨。直到1983年3月終於找到他當時的入黨介紹人馬行健,中央組織部才恢復了他1937年11月到1945年11月的黨籍。在延安,吳江先是進入陝北公學分校當教員,在這裏他第一次正式接觸馬列主義理論。1939年春末,他終於進入夢寐以求的魯藝,可夏天就被派往晉察冀敵後根據地新成立的華北聯合大學工作。沒想到,來到那不久,他就遭誣陷進了監獄。1941年底,時任晉察冀分局副書記的劉瀾濤主持正義將他解放出來。從1941年底到1945年日本投降,吳江一直在“晉察冀邊區抗日群眾聯合會”負責聯合會機關刊物《群眾報》的工作。

1945年底,華北聯合大學遷入張家口,吳江被分配到邊區抗聯總工會任教育科長。這時,《工人日報》開始創刊,也就是在這段時日,他遇到了從華北聯大分配到《工人日報》工作的邱晴,邱晴當時只有17歲,吳江把這段經歷稱為“驚喜一幕”。一直背著脫党原罪的“黑鍋”默默工作的他,在不經意間找到了相濡以沫的伴侶。新中國成立後, 邱晴一直從事金融工作,先後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光大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駐香港)。在70多年的滄桑歲月裏,吳江之所以一直站在理論前沿的風口浪尖,很關鍵的一點是得到了夫人邱晴的支持。1956年以後,劉瀾濤擔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第四辦公室主任,第四辦公室的職責是協助中央管理工青婦的工作,吳江奉派聯繫團中央,列席團中央書記處會議,恰在此時,胡耀邦同志調任團中央書記。這段經歷,為日後胡耀邦任用他帶領中央黨校理論班子推動撥亂反正打下了基礎。1957年下半年,吳江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兩年之後轉入剛剛創刊的紅旗雜誌社,擔任編委。由於有人貼大字報說吳江誹謗《紅旗》總編輯陳伯達,“文革”一開始,他就作為黑幫分子被揪出來示眾。“文革”期間,吳江以詩言志,他於1967年1月所作的《蝶戀花》一詞最能表明當時的心境:

《蝶戀花 岩上有鷹》

岩上有鷹終日伏。何事慵閑,忘卻雲天闊?

道是連年征戰惡,槍林彈雨翅微折。

野鷙獷剛無媚質。肯效堂燕,婉轉啼梁側?

自舔羽毛除汙血,創收一銼便飛摯。

【撥亂反正的第一個行動】

1975年 11月,在《紅旗》雜誌社幹校監督勞動的吳江被調至中央黨校,但這時黨校正在搞“批林批孔”,他被安置到哲學教研室,實際上是賦閑。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7年12月吳江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揭露“四人幫”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文章《法家學說的歷史演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摘要介紹。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吳江理所當然地進入了他的視野。

胡耀邦到中央黨校首先進行的工作是複校和揭批“四人幫”。在第一次揭批“四人幫”大會上,耀邦就認出了吳江,休會時把吳江拉到一邊說:“我知道你已來黨校,多年不見了,我一直是你的讀者。關於法家學說那篇文章寫得好,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做得對,封建主義在我們這裏很有市場呢!理論就要聯繫實際才有人愛看。你有時間請到我那裏談談。”會議結束後的一個下午,吳江如約來到耀邦在中央黨校的臨時辦公室。在談了“文革”和紅旗雜誌社的一些情況後,耀邦突然說:“我們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沒有一個陣地不行。你看黨校出個刊物如何?”“是校刊?”吳江問。耀邦搖搖頭說:“是議論性的刊物,針對時弊,短小精悍,供黨政幹部閱讀。”197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華國鋒為《毛選》五卷出版而作的長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貫徹“兩個凡是”原則,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主要是“抓黨內走資派”,“繼續革命”就是“繼續反右”。這實際上也是為即將召開的十一次黨代會定調子。7月12日,耀邦在中央黨校召集各教研室的同志座談,吳江即席發言,主題是應當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一命題。他說,對“繼續革命”有個總的理解問題,不宜只限於“文化大革命”的範圍,何況現在“文革”已經結束。關於“繼續革命”,吳江講了三點意見:第一,不能將“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走資派”這一提法擴大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對象是整走資派”,這樣完全有可能被某些野心家利用來不停頓地“打倒一切”。第二,“繼續革命”的任務應包括經濟基礎方面的革新和技術革命,即生產力方面的革命。吳江特別引證了毛澤東1958年所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的一句話: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要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吳江指出,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首先抓科學技術革命是不行的;第三,吳江進一步指出,不斷革命就是不斷反右,這不是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他引用毛主席的話:“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這篇講話在學員中產生了強烈反響。當晚,胡耀邦把吳江叫到辦公室,興奮地說:“我們的刊物可以辦了。你將今天的發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數不超過五千字,明天交稿,我作為創刊號的文章發表。刊物的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就叫《理論動態》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吳江回憶說,他當時是即興講話,並且其中心思想與華主席的講話是貌合神離,同題異調,因此要整理成文發表還需要煞費苦心。吳江連夜將文章寫出,題目就叫《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這篇文章後來被胡耀邦稱為“思想理論上撥亂反正的第一聲號角” 。

1977年7月15日,《理論動態》創刊號出版。發行範圍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負責人,黨校全體學員。《理論動態》創刊不久,胡耀邦就調任中組部部長,依然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1977年10月的一天,耀邦同志請吳江到他位於富強胡同的家裏吃飯,當時,耀邦的夫人李昭和三子胡德華、女兒滿妹都在家。胡耀邦對吳江說:“我走以後,《理論動態》就拜託你了。”吳江回答:“我盡力而為!重要的是以後您還要繼續為我們出題目,繼續為我們審稿。” 耀邦提出:“以後要成立一個政策研究室。”吳江說:“黨校不是制定政策的,還是叫理論研究室吧。”後來就成立了理論研究室,下設三個組:動態組、研究組、外文資料組。實際上,從此以後,胡耀邦就很少為《理論動態》出題目了,但審稿還是他審。到耀邦取代華國鋒之後,考慮到耀邦根本沒有時間審稿,吳江就基本不再送他審稿了。

【簽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談到真理標準討論,吳江說,1977年9月58人物春秋至11月間,真理標準問題已在中央黨校教學中兩次提出並加以討論,其影響已迅速擴散開去。後來因《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而引起黨內和社會上更大範圍的討論,多少有些偶然性。

黨校學員在討論中對實踐標準提出一些問題,比如說,各個人的實踐不同,究竟根據誰的實踐來確定哪個是真理呢?諸如此類。吳江跟當時理論研究室擔任研究組組長的孫長江談起這個問題,孫長江自告奮勇願意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塗認識,發給學員參考。吳江同意了,題目就由吳江確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吳江說,這大概是1978年的2、3月間。就在孫長江起草文章的過程中,曾做過中央黨校第一期學員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送來一篇談實踐標準的稿件,題目是《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原稿作者是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楊西光來到吳江的辦公室,對他說:“有篇稿子你看看,幫助改一改,你看完之後我讓耀邦再看看,看是否由‘動態’發比較好!”意思是為了保險起見,要在《理論動態》上先發。直到這時吳江才看到這篇已修改了幾遍的稿子。吳江看到,原作者胡福明的稿子已被孫長江大量修改,有三分之二已是孫長江寫的了。此前,吳江並不知道孫長江已修改這個稿子。吳江看稿子還可以,但文字還要再推敲,就把孫長江找來,讓他再作修改,並向他建議,將題目中的“一切”真理,改為“唯一”真理。吳江對筆者說:“‘唯一’二字,采自列寧。”孫長江再次修改後交吳江,吳江又作了些修改,寫上定稿批語,就送了耀邦。

吳江說:“關於後來出現的作者之爭,錯在我身上。我定稿之後就在文章後面寫上胡福明的名字。這是我在《紅旗》雜誌時的一個習慣,有的來稿幾乎是修改得重新寫了,仍舊署上原作者的名字。後來,動態組的同志提出,這個文章不能再署胡福明的名字了。我認為,‘此文由胡福明寫初稿,最後由孫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