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始末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來和伯母鄧穎超，突然跟我談起了“伍豪事件”。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據說，有一天紅衛兵小將翻出了上海20世紀30年代刊有“伍豪啟事”的舊報紙，就把這張報紙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手上。當時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著“黑材料”呢，一見這張舊報紙如獲至寶，便意欲借此事，謀害伯父。

伯父伯母跟我談起“伍豪事件”，是為了讓我有一個思想準備，如果外面有人說起這件事情，我心裏能有個底，知道這件事情的真相，也等於是伯父伯母給我一個交代。

那麼，“伍豪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1932年2月20日和21日，上海《時事新報》、《時報》、《申報》等多家報紙，連續兩天在顯著的位置、用醒目的標題，刊登了一則《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啟事以伍豪的名義，宣稱伍豪等243人即日起脫離共產黨。該啟事一經刊出，立刻引起不小的震動。

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采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聲聲口口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之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

伍豪是我伯父周恩來在五四時期用過的筆名。1919年，伯父從日本回來，就讀天津南開大學，適逢五四運動，遂積極地投入到運動中。五四運動中，學生們都很積極熱情，但是又感覺很混亂，沒有章法。於是，當時女生領袖張若明和男生領袖(即伯父)一起商量，組織了一個社團，叫覺悟社。伯父找了十個男生，張若明找了十個女生，一共二十來人，作為覺悟社的基礎。後來為了活動方便，他們把社團的名字取消了，在組織內部給每個人做了一個代號。代號怎麼做的呢?就是通過抓鬮來決定名字的諧音“豪”。當時一共做了50個鬮，大家抓鬮，伯父抓了一個5號，諧音就叫“伍豪”，伯母當時很小，才15歲，也是覺悟社的基本成員，她抓到了1號，所以就叫“逸豪”。

所謂“伍豪啟事”，是國民黨特務一手炮製的。當時，他們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時報》、《新聞報》、《時事新聞》和《申報》上分別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企圖達到污蔑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目的。

為什麼國民黨的特務要如此大費周折地製造謊言，陷害伯父呢?起因是顧順章的叛變。顧順章是上海市寶山吳淞人，地下情報人員。

“四一二”政變後，顧順章轉移到武漢從事秘密鬥爭，負責制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後，顧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為伯父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行動科(三科)負責人。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有名，確實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顧順章居功自傲，不把他人放在眼裏；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當時任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的陳賡就曾憂慮地對人說：“只要我們不死，准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就在黨中央考慮將其調離特科之際，顧順章亦有所聞，對此極為不滿，頓生叛變之心。

顧順章本來是共產黨裏面很重要的人物，也是特科的負責人之一，他在武漢國民黨那邊的時候就暴露了，很快就叛變了。由於他原來是中共很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對中央機關的人都熟悉、瞭解，誰住在哪兒，是怎麼接頭的，暗號是什麼他都清楚，所以他叛變後形勢很危險。當時中共在國民黨裏面安插了一個臥底叫錢壯飛，在中統機關裏面工作。錢壯飛發現顧順章叛變的電報以後，意識到這件事情非常危險，於是連夜乘火車到上海，報告了黨中央。當時所有中共的領導基本都在上海。我伯父馬上佈置，把中共的所有領導人全部轉移。

轉移的時候，我一個堂兄介紹伯父轉移到了他的祖父，也就是伯父的二叔父家。伯父和伯母都住在他家裏，當時我祖父也住在那兒。地下党的同志並不知道這個地方，顧順章也不知道，這是伯父自己留的一個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那兒住了幾天之後又轉移出去了。

顧順章見了蔣介石，之後又帶領特務來到上海，想一舉抓獲中共領導人，結果卻撲了個空。這樣，顧順章對國民黨就沒什麼用處了，後來被國民黨幹掉了。

抓捕共產黨的計劃失敗後，國民黨特務氣急敗壞，他們又策劃出一個“離間計”，企圖用伯父別名“伍豪”的名義，瓦解和分化我們黨，同時搞臭伯父。於是，他們就在上海一些報紙上，刊登了那份所謂的“伍豪啟事”。

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一個陰謀。國民黨炮製的這個啟事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因為在刊登啟事的前兩個月，伯父已經按照黨中央的決定離開了上海，經過福建進入了中央蘇區，此時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這份啟事見報不久，中共蘇維埃主席毛澤東在江西瑞金，針對伍豪脫黨的謠言發佈了一個佈告，來澄清這一問題，還通過其他渠道包括找律師，發表啟事來澄清這一問題。所以，這個陰謀沒有起到很大的破壞作用，這就是歷史上的“伍豪事件”。

徹底澄清真相，給歷史留下真實記錄

事實上，關於“伍豪事件”的真相，黨組織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風時，伯父曾把他當時的活動原原本本講過一遍，反擊了國民黨的分裂陰謀；解放後，有一個被捕的國民黨特務黃凱也交代過，說啟事是他們佈置和偽造的。因為年代久遠，當時黨內知道這件事的人比較少，只有當時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負責人瞭解事情真相，為此，陳雲同志和一些老同志還寫過說明。但紅衛兵並不知道真相，因此他們才把這張報紙送到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的手中。

1967年5月17日，江青陰險地寫了一封信，說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人叫“伍豪”。她把這封信分別送給了林彪、康生和周總理。

伯父接到信後，知道江青又想鬧事。他回到西花廳把這事告訴了伯母，他倆都覺得有必要把這件事再一次說清楚，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的記錄。一天，伯母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伯母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並讓茂峰去北京圖書館借來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我們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來。

報紙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兩人高，而且因為是豎版，找一條一二百字的小消息很困難。但大家都沒有灰心，還是堅持一張一張地翻。終於，那則啟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報》上找著了，伯母叫人馬上送到伯父那裏。伯父很認真地閱讀了這則啟事，然後說：“再查，還有一條消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於是大家回來又查，但查遍了其他報紙都沒有看到這條消息，我們都很奇怪。但我們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報》。有的同志開始懷疑有沒有這條消息，因為當年伯父和伯母也沒見到過。可伯父肯定地說：“會有的，陳雲同志在延安的時候說過，是登了報的，不會錯。”伯父這麼一說，大家又接著查，結果果然在2月22日的《申報》廣告欄裏查到了。那則只有45個字的消息是這樣寫的：“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見到這條消息，伯父坦然地說：“這就清楚了。”當時報紙上這個假的聲明和後來糾正的那個啟事，以及律師的聲明，也都翻出來了，證明當時這個事已經是很清楚的，根本不存在脫黨一事。

確實，伯父不解釋大家也明白，同一張報紙在三天之內就同一事件刊出兩條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條是對第一條的否定。兩條消息都找到後，伯父讓人請來新華社的攝影師錢嗣傑，把那些舊報紙一一拍照。5月19日，伯父根據大家查出的所有資料給毛主席寫了一封親筆信，他還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與此有關的事件編成大事記，隨信一起送給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學生又寫信反映“伍豪事件”，這封信讓毛主席看到了，他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蔑。”

1979年我六妹結婚，此時我們六個兄弟姐妹都成家了，在西華廳，伯母又講了這件事，告訴我們伯父在過世之前很重視這件事情。

伯父過世前，他還是覺得不放心，覺得有關材料應當發到各個省才算真的落實。他讓人把材料拿來，進手術室之前，親自在上面簽了個名，這表明他對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視的。他還講，“我不是叛徒”，很鄭重地聲明自己沒有做過這件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伯父對自己的政治生命多麼看重。

(周秉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