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因素仍將浮現不必為指數下降較真 影響因素仍將浮現不必為指數下降較真

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前日發表的聯合報告顯示,在全球一百七十七個經濟體中,澳門的「經濟自由度」排名第二十六,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七,雖然在總體評分方面(七十一點七),沒有顯著的變動,但排名則有所降低。這有點「逆水行舟,不進即退」的意味。盡管自己的行進速度仍然大體上能夠保持如常,沒有退步,但人家卻「後來居上」,以更加快的速度趕了上來並超前,這對澳門來說是一個警訊。

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聯合發表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與雷澤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及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一道,是國際上最為權威的三大經濟自由度指標發布機構。經濟自由度是以採用百分制的評分辦法,將有關經濟自由度測評的十個大類指標,即銀行業和金融業狀況、資本流動和外國投資、貨幣政策、政府財政負擔、貿易政策、工資和物價、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程度、產權、行業監管及黑市交易。等逐一評定。在計算出各個大類指標得分後,進行簡單平均,即得出某一經濟體的具體改指數。得分越高,說明經濟自由度越高;反之,經濟自由度越低。依據得分情況,各個經濟體被列入五個不同的自由度區間,即「自由經濟體」、「較自由經濟體」、「中等自由經濟體」、「較不自由經濟體」和「受壓制經濟體」這些得分累加後的平均值就是總體指數。總體指數分值最低的是最自由經濟體,其次是較自由、較不自由和受壓制經濟體。

澳門是於二零零九年開始登錄《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開始進 入國際評判的視野,並一躍龍門,以較高分名列前端,位於「較自由經濟體」序列。這反映了回歸後澳門積極 吸 納 外 資 , 對 外 信 息 交 往 越 來 越 緊 密 , 透 明 度 越 來 越 高 , 顯 示 了 澳 門 的 國 際 地 位 的 提 升 , 也 逐 漸 受 到 國 際 間 的 認 同 。實際上,澳門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評為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體系之一,並具有自由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實行簡單低稅政策,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只有百分之十二。澳門的國際市場網絡廣泛,與葡語國家有緊密聯繫,還具有已與內地簽署了「CEPA」的獨特優勢。澳門特區成立以來,投資環境不斷優化,各項建設事業加快推進,並正加快打造成為區域性的商貿服務平臺,特別是促進內地(尤其是泛珠三角區域)與葡語國家企業以及海外華商的經貿合作。在此情況下,澳門的投資營商手續相當簡便,外地與本地投資者成立企業的程式相同,並可通過「一站式」服務協助處理各項行政手續。因此。澳門能夠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中位列「較自由經濟體」序列,與一些國際級的經濟體,如德國、日本、瑞典、冰島、南韓等相比,還要排在前面。這說明澳門特區是有較好地貫徹執行《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不變的規定的。

但也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怠懈鬆弛。雖然澳門自己的指數並沒有明顯的下跌,但排位次序總是會受到「後進者」的威脅,繼續被人超前。而且,澳門還有著一些自有的特殊因素,可能會繼續影響「經濟自由度」指數的計算。尤其是澳門特區必須執行國家「十二五」規劃「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限制博彩業發展的政策。本來,「多元」就是經濟自由度的反映,但「適度」卻是有著「計劃經濟」的影子,這是與「自由度」的定義相悖的。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必須向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等相關機構說清楚、講明白。否則,日後這些機構就可能會拿澳門特區政府的限制博彩業過熱膨脹的措施來說事,認為澳門特區政府插手幹預產業發展,從而在「政治對經濟的幹預」指標內予以扣分。

影響澳門「經濟自由度」指數的因素,還有其他的一些並非是來自於「政府幹預」的因素。如「貨幣政策」中的「過去十年通貨膨脹率的加權年均值」,讓澳門受到內外因素影響的較高通脹率,直接對「經濟自由度」指數的構成產生負面影響。還有「工資和物價」大項內的「政府價格管制」,與「不受政府影響,私下設定價格的自由」這兩項指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倘特區政府為了實踐「以民為本」施政理念,控制物價以壓抑通脹率,可能就將會被視為「政府價格管制」;反之,特區政府倘是按照其要求,讓所有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消費行業盡情享受「私下設定價格的自由」,導致物價飛漲,可能將會被問政團體和廣大民眾「罵到飛起」。

澳門還受到其他各方面的局限,其本身的優勢並未能完全發揮。比如,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一十條規定,澳門特區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但由於澳門沒有深水法,因而該政策就只能是用來進口消費品,未能盡量利用。而特區正在醞釀制定「最低工資法」,是否也將會對「經濟自由度」有扣分效應,也是值得注意。實際上,《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就對香港的「最低工資制」,給予了「推動香港邁向較官僚化及政治化的經濟體系」的評價,使得香港的得分被扯低。

還有一個制約因素,就是自由貿易區體系。目前,澳門已與內地簽署了「CEPA」,這是「自由貿易區」的「初級階段」;但澳門與香港及台灣均未簽署該類的協議。另外,在東盟與中國的「十加一」,及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的「十加三」中,澳門仍然被排除在外,當「十加一」和「十加三」正式生效並形成體系之下,澳門就將在東亞的經濟環境中陷於邊緣化,「經濟自由度」指數可能還將會進一步降低。

《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指出,香港「經濟自由度」指數的下跌,其中一個原因是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澳門在這方面所受的影響較低,但近年民粹主義已有所抬頭,並也對政府施政起到一定程度的幹預作用。當然,這個幹預效果大多是正面的,促使政府在施政時更為公平合理科學;但不排除也有一些幹預是不合理以至是不合法的。如何掌握好這個度,不但是特區政府必須注意,而那些試圖以「民意」來挾持政府,施加改變政策壓力的民間社團,也有責任。

因此,「經濟自由度」指標只是一個「務虛」的參數,當不了飯食。實際上一些被評為「較不自由經濟體」和「受壓制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其吸引外資的能力和實踐並沒有收到影響。因而關鍵是「務實」地自己發展經濟,使之健康發展,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廣大「澳人」都分享到澳門經濟發展的成果,並盡可能公平地分配,從而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而澳門特區政府向居民派發現金分享,就是實踐這一理論,並也符合構成「經濟自由度」元素的縮小平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市民實際收入的數據之間的差距的要求,有利於抵消各種負面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