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史冊、青史留名，是對志存高遠的個人或組織所作巨大貢獻的高度肯定或長久銘記。澳門南光公司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她雖然位列中央企業100名之後，但卻是在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上留下自己光輝名字的兩家央企之一：“從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貿易部系統將有可能被美國凍結、扣留的約2.4億多美元的外匯和物質，絕大多數搶購搶運回國。經由中共港澳工委領導設立的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澳門南光公司積極組織貨源，港澳愛國工商業家不避風險，鼎力相助，內地建設所需大量物資，包括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急需的藥品、油料、輪胎等‘禁運’物資，被秘密運往大陸。”( 《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P121)

其實，這還只是南光公司可以載入史冊的眾多獨特而重要的貢獻之一。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這家在內地默默無聞的中央企業，在澳門卻不同凡響，具有非凡而持久的影響力。以致許多知情人說，南光公司的發展與作為及其創始人柯正平的歷史貢獻，構成了澳門當代史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恢弘的篇章，如果不講南光歷史和柯正平的歷史，澳門的百年史就會模糊不清，或者嚴重殘缺不全。

南光公司與新中國同齡但先於新中國一個多月成立。1949年五六月間，中共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負責人柯正平接到在澳門創立貿易公司的指令(《國際商報》1989年8月24日)。經過數月籌備，同年8月28日，柯正平借用新馬路100號“新中行”的閣樓設立了“南光公司”。正是這家當初只有啟動資金5萬港元、4套辦公桌椅、4名員工的公司，在日後60多年的漫長歲月裏，在與祖國共命運、與澳門同呼吸，成長壯大為在澳門進入最早、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中資企業。在澳門回歸之前，這家公司有力地促進了澳門平穩回歸的進程；在澳門回歸之後，為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方針，推動澳門穩定繁榮和更大發展盡心竭力。

198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40周年慶典上，時任澳門總督的文禮治說：“南光公司一向以來在澳門擔當重要角色，而該角色不僅只限於經濟和企業範圍內。40年來，南光公司一向發展著一個對澳門繁榮作出極大貢獻的重要商業活動。而且，亦須強調南光公司在增進及加強澳門地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關係上所承擔的重要角色。”(《南光40周年》)

2009年，在南光公司成立60周年慶典上，當時的澳門特首何厚鏵說：“60年前，南光公司代表偉大的祖國，肩負起神聖的使命，在澳門紮根和奮鬥。在一段漫長的歲月中，南光公司領導駐澳中資機構，團結澳門各界人士，供應社會生活所需，推進愛國愛澳事業，讓廣大澳門同胞時刻感受到祖國的支持與關懷，為澳門最終順利回歸祖國，作出了無可代替、實至名歸的貢獻。”

歷史詮釋了“南光”的深義：南光者，南國之光也！此光穿透62年時空，燦爛於政治、燦爛於經貿、燦爛于文化、燦爛於變革與重振，並將照亮未來。

大智大勇 國之砥柱

在全國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預見到“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為了在獲得政治獨立後能夠保持經濟獨立，防止在新中國成立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面封鎖和對蘇聯的過分依賴，於是極具遠見性地對港澳制定了“暫時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澳門政治發展史》，吳志良，1999)當時周恩來和葉劍英也提出：“在澳門這一特殊地區，必須有我們自己的機構與組織。”南光公司的成立，便是這一國家戰略與意圖在澳門的執行和體現。

創辦初期的南光公司在支前司令部領導下，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務是為支援廣州市解放、海南島解放和萬山群島解放，為北方解放區輸送糧食等短缺物資；1951年至1952年的主要任務是“搶運”戰略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戰爭。這在內容上是經濟工作，但在性質上卻是作為當時最重要也最緊迫的政治任務去完成的。

“支前”和“搶運”

“支前”的任務有三：一是支援廣州解放。主要任務是負責把從開灤煤礦運到公海的煤炭過駁到船上，再把煤押運到廣州五仙門發電廠，以保證剛剛獲得解放的廣州的電力供應。據麥耀天回憶，當時與他同船工作的還有新中行的柯德和一個班的解放軍戰士，運煤船每天對開往返於澳門與廣州之間，不可以遲到，遲到一天廣州就會停電。二是支援海南解放。1950年1月2日，中共華南分局作出《關於支援海南島作戰決定》。根據華南分局安排，南光也投入到緊張的備戰物資準備工作中。瓊崖縱隊負責人之一的符鐵民年初進入南光，肩負起領導南光在澳門為海南島解放籌備物資的任務，大量購買大米和電臺，貨物一到立即安排運往內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島的渡海作戰。三是支援解放萬山群島。1950年5月，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據守的廣東省萬山群島發起進攻作戰。為支援這次戰爭，南光協助開展物資補給，購買食品送到珠海。“一天之內把澳門市場的餅乾全部買光了。”同時還安置了30多名在萬山群島作戰中落水後被救援到澳門的解放軍戰士，幫助他們順利返回前線。此外南光公司還大力支援廣東度春荒。1950年初，廣東各地面臨嚴重糧荒且殃及港澳。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市長的葉劍英，指示華潤和南光利用歸國華僑在海外的關係，設法以私人名義購入糧食，先運到香港或澳門，再設法運往廣州。經過艱苦努力，在歸僑蟻美厚和鄧文釗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從國外運抵港澳並轉運至廣州，既幫助廣東渡過了難關，又緩解了港澳本地糧食困難，還有力地支援了進軍海南島部隊的糧食籌措。

“搶運”的任務有二：一是搶運“兩航起義”的航空器材。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飛機在香港起義飛往新中國，一直在澳門運作的中國航空公司通信課無線電車間的員工也同時宣佈起義。當起義後在澳門“信達”貨棧堆積如山的中航通信器材裝箱等運回國之際，澳萄當局先是下令查封，後經澳門愛國同胞緊急斡旋，澳督最終同意暫不扣留但限48小時離境。經過員工們肩扛手抬及碼頭工人的幫助，終於將2 477個笨重木箱全部裝上3艘偽裝的大木船，沿珠江經廣州再換軍列，於1952年2月運抵天津。經過多方合作努力，到1952年底，共運回器材15 000箱件、汽油3 600桶和其他物資若干。這批器材成為新中國民航初期維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來源，用這批器材組建的太原飛機修理廠和天津電訊修理廠，後來成為中國航空工業和電訊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二是搶運“禁運”物資，支援抗美援朝。朝鮮戰爭開始以後，美國加緊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1951年5月，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微博)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的決議》，強迫與會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的貨單，向中國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等，品種多達1 700多種。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面封鎖和禁運，先後參加禁運的國家共有45個。在西方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時期，香港、澳門成為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重要通道。為了衝破美國的“禁運”，葉劍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發展，由南光公司負責並請何賢、馬萬祺等愛國知名人士協助，籌措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的戰略物資。

雖然香港和澳門是中國搶運物資回國最重要的國際口岸，但由於澳萄當局在禁運問題上較港英當局靈活，使澳門成為了中國突破封鎖和禁運的薄弱環節和前沿陣地。當時內地與香港的貿易經由澳門轉口的數量極大。把貨物從香港運輸到澳門的最大承運人是霍英東先生的東升公司，其承運的貨源來自四面八方，種類豐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於港英政府對禁運和封鎖逐步升級，1951年，香港華潤公司註冊了一個小公司“興隆行”，把從香港聯繫到的物資秘密運往澳門交給南光，再由南光負責運往國內。(《紅色華潤》P187)

“支前”和“搶運”時期是南光最緊張、最繁忙的時期，收貨、驗貨、保護貨物、押運貨物幾乎是南光員工全部的工作。公司的倉庫天天爆滿，公司門前及公司所在的街面上堆滿了貨物。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裏，搶運不分晝夜，連續幾天幾夜不睡覺是常事。大家夜以繼日地工作，有孩子的員工經常數周甚至整月與孩子碰不上面，但大家無怨無悔。為了保衛公司和貨物，通宵達旦地“守夜”成為老一輩員工“貫穿半生”的工作，一直到1980年才終止。在“支前”和“搶運”期間，無論是儲運部、保衛組員工，還是總務部、財務部、資料室員工，都義不容辭地投身於協助驗收和看護貨物工作中。

同國民黨在澳門的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

新中國成立後，葡萄牙仍與國民黨保持外交關係，奉行對國、共政府的所謂“中立政策”，這使澳門的國民黨勢力在一個時期仍有所發展且活動十分猖獗。據《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解析》(2004，廣東人民出版社)記載，1949年10月之後，在澳門新成立的親台社團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與共產黨爭奪控制權的行業組織，如：1952年12月15日成立的澳門工團總會及其下屬的“自由”工會組織，1953年11月12日成立的澳門中華自由教師聯合會等；一類是赤裸裸的反共團體，如：1950年～1952年的反共遊擊隊“中一六部隊”在澳門公開活動，1955年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澳門分會，1950年一直到1966年都在“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澳專員辦事處”辦公的由臺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所設的“流亡澳門難胞總會”以及“華僑救國總會澳門辦事處”、“廣東省流澳難胞同鄉聯誼會”、“粵澳留澳記者聯誼會”、“聯義社”等反共機構。

針對國民黨在澳勢力的反共活動，南光公司團結廣大澳門同胞進行了堅決有力的鬥爭。1951年國慶期間，反共團體組織人員公開衝擊南光公司。他們在公司外牆書寫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的口號，組織遊行隊伍聚集在南光公司門口搗亂叫，收買煽動澳門市民參加遊行，把鞭炮扔進公司院內和小汽車內，氣焰十分囂張。在形勢逼人的情況下，時任南光公司副經理的符鐵民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