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悠

“你幸福嗎?”這個問題可以說在剛剛過去2012年成為內地廣為關注和熱議的話題。對於幸福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從近年來的國際社會反應來看，幸福指數卻是越來越受到關注，對“幸福能否被測算”曾長期存在爭論和質疑，但目前對幸福的測算已經成為國內外相關研究中極具挑戰性和複雜性的學術和實踐問題。一些國家已經對構建本國的國民幸福指數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索。而“幸福指數”也已經日益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社會指標。甚至在不少國家和地區，提升民眾幸福指數已經成為重要的施政管治目標。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堅持陽光施政，致力提升全體澳人福祉，雖未明確提出幸福指數的測算與編制，但最終的追求也未脫離於此。在當今“幸福指數”廣受關注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是否需要適時建立相關的指標體系，以便更好監測社會變革，提高施政針對性？

幸福指數可有效衡量社會發展

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20世紀70年代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它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不丹王國的這一創舉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近年來，美國、英國、荷蘭、日本等發達國家都開始了幸福指數的研究，並創設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數。學者曾總結出幾大幸福指數的探索角度，包括：心理學角度、社會或文化視角、可持續發展角度、經濟學角度、政策角度、生活品質角度等。那麼，幸福指數研究的作用究竟有哪些？

傳統的社會衡量指標，如：GDP、GNP是衡量國富、民富的標準，幸福指數則是一個衡量民眾幸福感的標準，它與GDP等一樣重要。一方面，可以監控經濟社會運行態勢；另一方面，它可以瞭解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學術界認為：一個國家和地區把民眾幸福指數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說明大多數社會成員已經開始擺脫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約而產生了更高層次的需求，標誌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發展開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通過各種調查統計來研究國民幸福指數，有助於我們瞭解民眾的情緒變化和需求層次、準確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和要求，進而制定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的政策，促進社會全面發展。

民眾幸福指數是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的“風向標”。現代社會的發展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要求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從單純追求經濟發展指標特別是GDP到開始關注包括幸福指數在內的人文社會環境指標、強調社會個體的內在體驗和感受，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重視並用好民眾幸福指數，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

幸福指數還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測量儀”。一般來說，衡量一個社會發展進步與否，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能否堅持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滿足廣大民眾的經濟政治文化需求，能否為民眾帶來最大利益、提供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從這些標準來看，以往比較重視的GDP等僅僅反映經濟增長情況的指標，是難以全面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狀況的，並且在實踐中可能導致政策選擇上的片面化。從一定意義上說，GDP是一個側重於物質方面的量化指標，社會成員的福利增長、身體健康以及精神狀況等不可能充分體現在GDP數位之中；而反映整體生活品質的幸福指數則是一種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GDP指標的缺陷和不足，從而使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的指標更加全面、科學、完善。

另外，幸福指數還是是社會良性運轉的“晴雨錶”。社會要良性運轉，關鍵是要和諧穩定。而社會能否實現和諧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廣大社會成員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民眾幸福指數卻不能隨之提高甚至出現下滑，那麼就有必要對社會發展的整體走向和政策導向進行認真反思。幸福指數可以反映社會需求結構的態勢、社會運行機制的效能、社會整合程度的狀況，觀察幸福指數可以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

本澳幸福指數的研究現狀

本澳雖然尚未有官方編制的幸福指標，但值得高興的是，民間對幸福指數的研究與探索卻一直在前行。

去年理工學院與澳門經濟學會公佈合作科研項目《澳門居民幸福指數研究二○一一》結果：研究主要調查澳門居民幸福指數，試圖為提高澳門居民的幸福指數提出理論和實踐建議。此次研究利用攔截式面訪調查了958 位年滿18 歲的澳門居民。調查發現若以0分為十分不幸福或快樂，10分為十分幸福或快樂，去年澳門居民幸福指數整體評分為6.92分，比2010年微跌0.11分。此次研究主筆、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認為，本澳居民幸福指數屬中上水準。調查顯示本澳女性主觀幸福感明顯高於男性；已婚或同居受訪者主觀幸福感明顯高於未婚受訪者；收入的改變對居民幸福感顯著的影響；教育程度對主觀幸福感正負效應並存，正效應方面，具碩士研究生學歷或以上的受訪者主觀幸福感較本科生高；負效應方面，本科生和高中程度受訪者主觀幸福感較初中程度受訪者低。而在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方面，前5位依次是居住環境、家庭、經濟、與家庭成員關係、工作滿意度；第6-10位分別是社交、健康、醫療、政府施政、交通。2010年該項研究所顯示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前5位因素依次是：是否在生活中找到很多樂趣，與家庭成員間的關係是否融洽，是否滿意受訪者的人際關係，對目前的經濟狀況是否滿意以及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反而工作壓力與受訪者整體幸福感沒有明顯的關係。

今年初，民建澳聯盟與福州大學港澳臺研究所近期研究顯示，澳門居民幸福感得分為57分，以總分100分看，總體幸福感水準處於一般至滿意間，距離滿意程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間。該調查歷時半年，項目組採用結構性分層抽樣，依據性別、地區、年齡等配對標準，獲多個社團協助隨機抽取1300人調查，採取數據分析。成功收回1103份有效問卷。項目設立家人關係、家庭收入、工作情況、人際關係、健康狀況、城市環境、治安狀況、住房環境、政府施政、公平正義、個人發展前景共十一個指標。研究創新處在於讓居民對指標的重要程度作評價，非由專家賦值，由居民的重視程度和滿意程度計算得出幸福感水準。問卷設計充分參考廣東國民幸福指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幸福指標及港澳地區研究成果。是次調查顯示，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達到滿意或接近滿意水準，可見澳門傳統和諧的人際關係依然保留；政府施政、社會公平正義低於一般水準，住房條件徘徊一般附近，可見受訪者對上述三方面不滿意。男性較女性健康情況好，在身體精神健康方面的幸福感明顯要好。女性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明顯比男性高。當中亦發現：五十一歲至六十五歲、八十歲以上人群幸福感得分最低，與中年危機和臨終壓力有關；居民幸福感表現出“南（區）高北（區）低”特徵，“仔區居民生活幸福感顯著高於其他五個地區”，“下環區居民生活幸福感顯著高於筷子基及青洲區”；受教育水準更高，對未來發展前景滿意度越高；不同職業居民的幸福感間存在顯著性差異；經濟收入水準高，有助提升幸福感，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關係和人際關係越和諧，工作和健康的滿意度越高。

該項研究也揭示了影響居民幸福感的幾個負面因素：受訪者最關心樓市調控、公屋建設、社會保障、現金分享、抗通脹、醫療等社會議題；受訪者最大的心理壓力來源於住房，其次是經濟、健康及食品安全等狀況。近八成認為“樓價虛高，與收入不適應”；逾兩成認為應重開經屋申請，推行先租後買、加快舊區重整、調控私樓市場等房屋政策應切實推行。近半受訪者不滿意交通狀況，希望當局及早解決各項問題。逾六成半認為應縮短醫院輪候診症時間，一成多認為要改善服務態度和提升醫生醫療技術水準。

從筆者掌握的上述兩項最近的調研，以及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公佈的“２０１２年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上榜的100個城市中，本澳僅僅名列51位。我們其實都能清晰的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本澳民眾的幸福指數的確偏低，未來需要針對性的推出方針政策，切實回應社會訴求，提升居民幸福指數。但同時也需要指出一點，現時的該些研究，均是由民間團體主導，並非是官方資料。是否完整反映本澳整個社會的情況難下定論。雖然我們必須要肯定民間研究團體的努力成果，但是卻也更見凸顯出本澳對具官方公信力幸福指數研究的需要。

政策研究室主任劉本立早前書面回覆議員有關澳門居民“幸福指數”的質詢時表示，特區政府會透過以人為本、科學施政和落實社會發展藍圖三個方向，參考各界意見和研究結果，提升民生素質，完善社會保障，進一步促進廣大居民的幸福感，為社會爭取最大福祉。他稱，回歸以來，政府在民生政策上採取各項政策措施，如加大教育投入，建立央積金制度，落實社會保障，提早應對老齡化，積極以各項社會福利政策努力扶助弱勢社群、改善民生。目前澳門外匯儲備超過二千七百億澳門元；在全球仍受金融危機影響下，去年本地生產總值錄得實質增長率達百分之二十點七；失業率自2010年起維持在百分之三或以下低水準。去年第四季就業居民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一萬三千元，同比升幅達百分之二十。此外，政府亦重視廣大市民意見，在政研和決策過程中，亦會吸納學術界和專業界的研究成果及專業知識，注重研究和規劃相結合的科學決策，密切監察社會運作、發展。政府對居民“幸福指數”等議題將保持開放態度，積極跟進學術單位或團體對此的各項探討，待日後條件更成熟時，將對相關議題展開深入研究。在落實社會發展藍圖方面，政府現正落實並優化各項保障居民就業、居住、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政策，努力提高民生綜合水準，講科學、促發展，力求更科學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努力促進廣大居民自強不息與成果分享相協調，增加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