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各界人士翹首以待的「習連會」，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舉行。這是標誌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並預兆著「鞏固深化，開拓新局」的會見。習近平和連戰都在國共兩黨以往所取得的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
習近平指出，我們始終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大陸和台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夢想。「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我們真誠希望台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國夢」。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成為兩岸關係的主旋律，成為兩岸中華兒女的共同使命。
而連戰也認為，雙方應在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求一中架構之同，存一中內涵之異」。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受中華文化薰陶的中國人，理所當然應增進同胞情誼，互助互諒，拒絕分裂，走向融合。發展兩岸關係是全民族的事業，也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心願。我們要發揮中華民族整體智慧，互利融合，振興中華，開創民族輝煌的新時代。
習近平、連戰兩人昨日談話內容的主題具有高度的交集性，即兩人都將兩岸關係的深化發展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結合到俞正聲日前在二零一三年對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強調「做好對台工作事關國家核心利益和民族根本利益」，因而可以預見，未來兩岸關係的深化發展，將以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及造福於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讓整個中國包括臺灣地區繁榮昌盛、興旺發達為主軸。
不過，習近平、連戰兩人的談話內容，卻也存在著角度上的差異。習近平的論述是戰略性及高度原則性的，而連戰所談的內容則是具體的建議。這有可能是，習近平雖然已經接任中共總書記，也有可能已經內定接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但尚未接任國家主席，而且由於新一屆中央政府尚未組成，亦即參與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工作的各政府部門負責人尚未正式上任，因而新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尚未成立，具體的工作措施也就尚未訂立。因此，習近平在「習連會」上的講話內容，主要是延續胡錦濤時期的對台大政方針，強調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及二零一三年對台工作會議報告的基調。待到新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並經討論審議後，才提出新的對策及措施。
但習近平在談話中有兩段話，卻充分體現了他對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高度自信。他強調指出，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是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責任。我們有充分信心繼續堅定不移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充分信心克服各種困難開闢兩岸關係新前景，有充分信心同台灣同胞攜手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將再接再厲，務實進取，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不斷取得新的成就，造福兩岸同胞。他又強調指出，維護好台灣同胞權益，發展好台灣同胞福祉，是大陸方面多次作出的公開宣示，也是我們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鄭重承諾。我們將保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鬥，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這其中的一個「責任」，一個「鄭重承諾」，展現了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在對台工作中，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心和決心，尤其是絕不放棄對兩岸和平統一的追求。
而連戰則是較多地闡述了他對深化兩岸關係發展的一些具體建議，如「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的十六字箴言，及兩岸在探討和累積共識後，可建立一種「平衡、對等、有效」的政治架構，以及「求一中架構之同、存一中涵義之異」，「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化解爭議」，「交流協商共榮，強化同胞情」，「提升民眾福祉，發揚民族尊嚴」的四點意見，還有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以民間先行、智庫為先，由民間專家、相關團體就比較困難的兩岸議題加以探討，從現行各自的規定著手，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等。由於連戰是二零零五年「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締造者之一，也與胡錦濤親手構建了「國共平臺」，創辦了「國共論壇」，因而對其內容有深刻記憶；經過八年來的推動實踐，結合新形勢及所遇到的新問題，與時俱進地提出新的建議，實行自我超越。
值得注意的是，「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形成，既貫穿了中共的對台工作政策原則，也吸納了中國國民黨尤其是時任黨主席的連戰的具體主張。其中，作為連戰大陸政策智囊的張榮恭的「筆跡」十分明顯。而連戰今次到大陸「走春訪舊」，也攜帶了張榮恭，因而連戰所談的內容，也帶有極為濃厚的「張榮恭風格」。出於對國共兩黨兩岸事務幕僚擬制《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美好愉快回憶，習近平的對台工作「新招」，是否也將會參考吸收連戰昨日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並成為今後「國共論壇」以至是「國共新共識」的基本內容之一？也就值得注意。
其實，連戰昨日提出的一些新建議，也參考吸收了俞正聲在二零一三年對台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八個「要」，並糅合了自己的心得，從而提煉出來的。比如，「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以民間先行、智庫為先」，顯然就是回應了俞正聲的「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在這方面，「臺北會談」和「夏合研討會」就是兩個成功的例子。實際上，縱觀兩岸關係發展史，各個領域都是由民間帶動官方的，即使是兩岸經貿關係也是從民間做起，當推動到一定的程度，官方無法阻撓，就只能是設法予以適應。台灣方面先是制訂《兩岸關係條例》來規範，然後不斷修訂。在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遇到馬政府「只經不政」、「經熱政冷」之時，也可採取以民間推動官方的方式，予以破解。
其實，目前兩岸所達成的一些協議，或所進行的一些實踐，就已帶有政治因素在內，如兩岸合作打擊跨境犯罪，就是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又如台灣派出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這本身就已是「國際組織活動」的政治範疇，兩岸雖然並未為此而專門進行談判，但透過默契而達成。今後還會有更多這樣的機會，北京必會總結過往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更多的措施，以聚沙成塔，積少成多，薄積厚發，量變後質變，水到渠成地進入政治對話以至是政治協商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