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作為公安部的工作人員，曾在為清理釋放在押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而專門成立的“清理辦公室”工作。

清理辦公室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統戰部和調查部聯合組成，辦公地點設在公安部大樓五層。實際坐班的就我一人，綜合資料，處理來信。辦公會議一般則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召開，那裏條件好，有茶水招待。

現在回顧起來，“清理辦”雖然是個臨時機構，但它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工作條件下，做了不少事情，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影響，猶如嚴冬裏的一縷春光。對於冰封已久的兩岸關係，它成為了破除堅冰的第一聲叩擊。

一個不殺，一個不剩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根據毛澤東“四屆人大之後，要實行特赦”的指示，2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列入在押戰犯名單的共293名，其中，國民黨軍官219名、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報告建議，對其中13人，不能特赦，繼續關押。報告還提出了對獲釋戰犯的安置意見，如，安置在農村的戰犯，生活費每月15元至20元。

2月27日，毛澤東在杭州作了長篇批示：錦州、大虎山、瀋陽、長春還有戰犯，為什麼沒有放？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強迫他們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怕。這些人你殺他幹什麼，所以一個不殺。氣魄太小了，15元太少。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多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幹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為此，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召開會議，落實指示，要求“倒光口袋”，一個不留，不要打埋伏。他親自核對材料，確認釋放的前六批戰犯和這批戰犯的名單，與1959年特赦第一批戰犯時上報的戰犯總數856名能夠對上，一個也不少。

3月5 日至10日，召開了全國“四長”（公安局長、統戰部長、法院院長和民政局長）會議，佈置特赦釋放工作。會上，一些公安局長反映：你們特赦的人，有許多校級軍官，可我們那兒還關押著不少將軍咧！

周恩來聽到這些反映，決定清理監獄，並成立了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有時熊向暉副部長代）、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和公安部副部長淩雲負責，外交部副部長馬文波、最高法院副院長曾漢周以及解放軍總參、總政和新華社的領導，有時也出席領導工作會議。調查、統戰和公安部門各出一位局長（分別為楊蔭東、焦琦、姚倫），再加一名工作人員（分別為耿文卿、劉小萍和我），組成“清理辦公室”。

清理監獄的調查摸底工作，由公安部五局負責，進行了半年多。

最後摸清了，全國各地的監獄和勞改場所中，共關押原國民黨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953人；縣團級中在押的3300多人，刑滿後仍在勞改場所就業的有10000多人。總計15000餘人，多是在解放後的歷次鎮反、肅反運動中，以歷史罪被判刑的。

在摸底的基礎上，形成了《關於清理在押國民黨省將級黨政軍特人員請示報告》，於9月6日上報中央。報告提出，對109名歷史罪行嚴重、改造表現不好的在押人員，擬不予釋放。

9月7日，鄧小平簽報毛澤東：“主席，公安部關於清理一批蔣幫人員的報告，政治局討論過，現將修改的請示報告送上，請審核批示，所附名單可以不看。”

9月9日，毛澤東批示：“建議一律釋放，本地不能轉業的，轉別地就業，如何，請酌處。毛澤東1975年9月9日。”批示的字體已不成形，完全失去往日的蒼勁和風采。這可能是毛澤東最後的墨寶之一。

同日，鄧小平批示：擬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辦，原擬不予釋放的109人也予釋放，縣團級以上3000多名也照此辦理。

同年秋，在北京和平賓館召開了全國“四長”會議，佈置寬大釋放工作。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區相關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11月15日前後，釋放工作全面鋪開，15000餘人走出監獄、勞改場所的大門，歡天喜地與家人團聚，或走上工作崗位。

釋放時，每人發了一套新衣服和100元零花錢，當地公安、統戰部門還宴請一次。同時宣佈，與特赦人員一樣，享有公民權，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不給任務，來去自由，去了還可以回來，照樣安置。

“養起來”

在國內生機蕭殺、空氣中彌漫著階級鬥爭硝煙的文革時期，竟然有一萬多“歷史反革命分子”走出監獄，還可以去臺灣，這一時成了全國城鄉的普遍話題，人們似乎感受到某種春意。

後來，我在清理辦公室收到了一些來信，有的反映寬釋人員的子女不認親、不接納。其中有一人，因子女不讓進門，生活無著，晚上在家門前的樹上上吊自殺了。

因年齡過大，寬釋人員普遍面臨著就業和生活問題。有的難以安排工作，只能返回勞改單位；安排了工作的，也很快面臨著退休，工齡很短，生活困難。根據這些情況，公安、統戰兩部又起草了文件，要求對這些人都分配適當工作，不辦退休。鄧小平批示：養起來。

釋放的人員中，確有一批有相當分量的人物。領導小組研究決定，將一些有地位、有影響的代表人物，請來北京參觀學習，擴大政治影響。

1976年1月，請來了幾十位客人，住在北京民族飯店。他們中有原軍統、中統的顧問牛道一，有蔣介石政府蒙藏委員會藏族女高官馮雲仙，有軍統上海站長、解放前夕為中共做過好事的王方南，還有幾個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另有幾個黃埔一期的中將，因年老體弱未能來京。

正在接待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之時，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傳來。人們悲痛萬分，都無心參觀學習了。

隨後，在公安部五號樓召開了清理工作領導小組會議。童小鵬這位長期以來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一度出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老革命，以哭泣的聲音說：清理工作是總理提出來的，毛主席批准的，現在總理走了，我們要完成總理遺志，切實把工作抓好，這是有重大政治影響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告慰總理在天之靈。說畢，整個會場沉默無語。幾分鐘之後，幾個部長分別表態，要做好寬釋人員的安置和回台赴港的有關工作。有人說，讓國民黨人員回臺灣，是強有力的對台策略，從長遠看，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1976年開始，“清理辦”主要做寬釋人員回台去港出國的工作。

童小鵬對這項工作特別重視，把它當作對台工作一個重要課題來抓。1978年10月，統戰部、調查部、公安部、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關於繼續放特赦和寬大釋放人員回台、去港或到國外問題的請示》報告，認為：“放他們出去，對擴大我黨政策影響，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打擊分化蔣幫，都有重要意義。”

報告還提到，1975年以來，經中共中央批准，已有100名獲釋戰犯出境。

“來去自由，言論自由”

如今，臺灣海峽兩岸不僅實現了通郵、通商、通航，而且國共兩黨會晤頻繁，兩岸民間互動越來越密切。馬英九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共求雙贏”，也為中共所接納。歷史形成的仇怨、對抗，正在逐步消弭。

但兩岸關係發展到如此地步，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首度公開敲響入台大門的，正是1975年對戰俘的釋放回台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1975年3月17日的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華國鋒作了特赦說明：“願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後願意回來的，我們歡迎。”

其實，這已是舊話重提。

早在1956年3月的第二屆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會上，周恩來就講過：“對將要特赦的戰犯，毛主席曾指示，應跟他們講清楚，放他們出去，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願意去臺灣的可以去臺灣，願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罵我們。連海外的人在內，罵我們的有那麼多人，這幾百人數目很少。如果你們罵完了，又想回來，我們照樣歡迎。會不會回來，再把你們抓起來？不！我們保證，我們不跟你們絕交。”他還說：“這個話，我們說了，就算數，來去自由，言論自由，罵完了我們，高興回來，我們歡迎。這是有言在先，我們說了這個話，不光這一代，下一代也算數！”

1956年的講話，不能說不坦率、不明白，但1959年特赦以來，沒有人去臺灣。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撫順、濟南、西安、北京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特赦釋放大會，第七批共293名特赦戰犯走出了監獄。其中280餘名要求留在大陸生活和安排工作，10名申請前往臺灣與親友團聚。

這10人是：國民黨第51軍中將軍長王秉鉞、第25軍中將軍長陳士章、青年救國軍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軍統局少將專員段克文、軍統局西南特區副區長周養浩，另外5人——王雲灃、張海商、楊南、趙一雪、張鐵石——也都是國民黨將校級軍官和政工人員。

4月5日，中共批准了這10人的回台申請。

推動與抵制

無巧不成書，也正是這一天，蔣介石在臺灣逝世。雖是巧合，卻讓回台人員多了一個理由：回台奔喪。

出殯定於4月16日。4月14日，王秉鉞等10人進入香港。由此，海峽兩岸開展了一場錯綜複雜的鬥爭，攪得兩岸三地紛紛擾擾，全世界為之注目。

臺灣當局說，“國喪之時遣返前國軍軍官回台”，是中共的“統戰陰謀”，回台的10人是“共諜”“統戰工具”。《中央日報》揚言，“這是一個統戰波次”，阻擋10人回台“是全面反統戰鬥爭”。

臺灣“大陸工作委員會”提出：10人入台，後繼怎麼辦？大陸家屬要求探親怎麼辦？外國記者來採訪怎麼辦？幾年後要回大陸怎麼辦？結論是：“不反共的人，不能入台。”高層下令：“寧輸宣傳，不輸統戰。”

北京方面則密切關注著這10人的生活、思想、行動和臺灣各層面的反應、動作，並動員海內外相關人士寫文章、發電報，支持10人回台。

在北京的宋希濂、鄭洞國、侯鏡如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發表談話稱，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