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領導少不了要講話，但怎麼講？

“在嚴肅的場合，比如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領導會照著稿子一字不差地讀，半點發揮都沒有。”華東一位地級市委書記的秘書對此頗有研究，“但如果是一個離職的告別會，領導很有可能會‘演講’一下，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說出來。”

現實生活中，滿嘴官話、套話的領導也有，不管開什麼會，他們都“不加思考”地念稿子，既不用擔責任，也不會出問題。

這一作風，正成為中央改進的目標。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致同意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其中專門提到“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率先垂範。11月15日，習近平在媒體見面會上做了一番簡練、親民、務實的發言。此後，李克強在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並頻繁即興提問。王岐山則在反腐座談會上，要求少說客套話，少用講話稿。

“講話稿”很少由領導本人一字一句寫成，往往領導提供理念、思路、要求，再由別人代勞。對於相當一部分領導來說，“講話稿”在可有可無之間：不念講話稿是對秘書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講話稿又是對台下群眾的不尊重。領導講話的藝術，恰恰就體現在“講話稿”的產生和運用過程裏。

誰給領導寫講話稿？

依照一般人的想像，寫講話稿肯定是秘書幹的活兒，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此。

在國務院部委層面，領導的講話稿主要由研究室承擔。一位中央部委官員說，他所在部委辦公廳的主要職責是“辦文、辦會、辦事”，不負責起草講話稿。

省市的情況則不同。“市級領導的講話稿，都是辦公室負責起草，專業性的會議如果要請領導講話，都是底下的部門先寫，我們負責把關和修改。”在山東省中部某市長辦公室工作的陳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如果涉及綜合性會議，比如經濟工作會議、季度分析會等，則是各部門提供素材，辦公室直接起草。”

從各地級市的機構設置看，市長往往單獨配備一個寫作班子，裏面包括一位副秘書長（或者辦公室副主任）、一個秘書，以及專門的“寫稿團隊”。副市長也有自己的寫稿班子，“但人數要比市長少得多”。

陳新所在的市長班子，有五六個成員。市政府辦公室下設服務不同領導的科室，從市長往下排號為一科、二科、三科等，“省裏的配置類似，只是人數多一些，而縣裏人數則少一些”。

對於更基層的鄉鎮領導來說，講話稿基本上要靠自己。不過，山西省中部某縣的一個鎮政府卻是個特例。在縣裏寫稿35年的老許已經七十多歲，因為鎮上沒人能寫稿，特意返聘他過去幫忙。“鎮長和書記的講話稿都是我寫的。”老許說，“至於村主任一級，他們基本上是口頭彙報工作，如果需要上報材料，還是我寫。”

高級領導有時也會自己寫講話稿。科技部一位剛剛卸任的司長，曾在上世紀90年代給前科技部副部長謝紹明當過秘書，“謝紹明可是在莫斯科大學留過學的，他自己寫稿跟玩兒似的。”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一位商務部人士介紹，商務部長陳德銘有時也自己動筆。比如據他所知，2012年3月18日，陳德銘出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時，沒有用起草好的稿件，夜裏根據自己的思考，寫了幾頁紙，帶到會上做演講。“領導親自動筆寫稿的情況雖然不多，但一些重大場合或自己有明確想法需要表達時，可能就會自己動手。”這位商務部人士說。

“領導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

從講話的場合、對象和用途來區分，領導的講話稿主要分為會議類、宣傳類以及禮儀類三種講話稿。不同領導的行事風格不同，講話稿的寫法也千差萬別。

對於政府一把手來說，最重要的講話稿就是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某區政府工作的王曉宇介紹：政府會成立一個四五個人組成的寫作班子，“由研究室副主任主筆”。

從今年“十一”後，該區就把寫作班子設在賓館裏，用兩周時間集中寫出政府工作報告的初稿，然後開始徵求各單位意見。該區有七十多個政府部門，每個部門交上來的報告都一二十頁，“為了把整個報告控制在1萬字左右，一個單位幹一年的活兒體現在政府工作報告裏就那麼幾個字。”王曉宇說。

跟領導如何溝通政府工作報告，山東省中部某市的陳新前後已經歷過四任市長。“第一任市長會親自跟起草組一起研究初稿，然後給每個人分工，你寫這段他寫那一段。”第二任市長的風格就變了，“他在寫稿前什麼也不說，等寫稿組運行後，他會要求寫稿組寫一個綜合版，把所有部門的材料都弄在一起；再寫一個精簡版，讓寫稿組對材料做一個取捨。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他提出修改意見”。

曾在無錫市委工作過的沈國慶，過去曾給幾任無錫市領導寫過講話稿。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領導只告訴你要講什麼，至於怎麼講，都是你思考的過程。”

有一回，時任無錫市委書記要沈國慶寫一個關於土地改革的稿子。“他說你看看美國怎麼改革的，以色列又是怎麼搞的。”沈國慶完全沒概念，“從書記那出來後渾身都是汗，後背冰涼冰涼的”。他馬上到圖書館借書看，文章全翻了一遍。後來他寫成的講話稿裏沒有一句提到美國。“其實領導就是在教你一個思想方法，讓你打開視野，你就知道怎麼寫了。”他說。

“要比領導更瞭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在領導身邊“打工”，壓力自然小不了。平時，沈國慶靠閱讀《人民日報》、《求是》和《新華文摘》熟悉上層精神，“要反復讀，讀多了機關的文風就來了”。他還會仔細研究中央每次全會的講話，真正做到“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因為經常一人身兼多職，縣級政府的秘書往往什麼都要懂。河南一位縣委秘書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領導也在不斷學習和成長，我身邊的很多秘書都讀了MBA以擴大知識面。”

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在一個部門裏，能寫稿的人是稀缺人才。在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眼裏，“有思考，邏輯清晰，愛琢磨，是對寫稿者的高要求。低要求是語句通順，遣詞造句沒問題。”

為了達到領導的要求，寫稿人必須要經常觀察領導作風。曾在國資委寫過兩年稿的高輝說，“辦公室主任要比領導更瞭解領導，就像‘元芳’一樣。”

“必須達到一種‘有我無我’的境界”。依照沈國慶的理解，“有我”是說必須有強烈的責任心，想從哪里隨便抄幾句話那不行；“無我”是別把自己帶進去，要假設自己是個領導，又要站在更高角度看問題。

寫稿者貿然替領導“做主”是大忌。上述那位科技部司長在年輕的時候，剛開始給領導寫東西，覺得自己還有點創新，寫了不少想法，“領導上來就說了一通，哪是你寫的，全給我拿掉。以後寫東西必須有出處。”

必須學會時刻“對表”

事實上，許多重要會議的講話稿看上去平淡無奇，其實句句都有針對性。

比如十八大定下的基調“穩中求進”，沈國慶就覺得有深意。“穩”不代表不發展，它是一種方法，根本目的是“進”。在他看來，中國一百多年屈辱的歷史給整個民族帶來一種落後要追趕的急躁想法。他認為，“中央提出‘穩中求進’說明國家總的精神不會出現大變動，把這個讀出來，你的政治水平就上去了。”

政府工作報告裏的話也並非空泛，“其實是高度提煉的話，可以展開很多。”北京市某區政府的王曉宇舉例說，比如今年區裏的工作報告要提出明年計劃“大力提高師資力量”，“等到明年開政府工作會時，就要分解這8個字，怎麼提高，什麼時候開始，要明確下來。”

因為政府必須完成落在紙面上的任務。報告中要是寫“明年實現GDP增長10%”，“如果他第二年沒有完成，那麼上級就可以質問政府領導”。王曉宇說，“要是不確定，話就不能說太滿。可以改成力爭增長10%，那樣沒有完成也沒有關係。”

一位在中央部委擔任部長秘書的官員認為，給領導寫講話稿必須學會時刻“對表”——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分析，不能脫離中央的基本立場。從實際情況來看，寫稿的人“有跟不上趟的，但不會有反著來的”。

在起草講話稿時，沈國慶特別注意用詞的準確性，比如這件事做得很不錯，就是“很不錯”，比較好就是“比較好”，可以就是“可以”，“在某個場合必須出現這樣的語言，你稿子裏出現了就到位了”。

“一個好的講話稿至少要有新內容，如果沒新內容要有新提法，要是什麼都沒有至少你起的題目要有新意。”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現在，各級政府和領導都特別注意在稿子裏引用數據。”

“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

領導到底怎麼使用講話稿，往往因場合不同而定。原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開會很少念稿子。“除非是一些黨務系統的會，不能隨便發揮，政治性要求比較高。”他曾經的一位秘書說，“給他寫稿的人常有挫敗感，基本上稿子只用最後四個字‘謝謝大家’。”

關於中央領導提倡講話不念稿的原因，陳新認為，就是讓你獨立地思考、深刻地思考。“哪怕磕磕絆絆，但是說明你思考了，你在動腦子想。”

一位中央部委官員發現，許多領導的講話內容是文件體，語句非常嚴謹，但大家不愛聽；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毛選、鄧選，因為他們是在“說話”。“講話其實不怕重複，要生動形象，有包袱，充滿幽默感。”

這位官員曾經整理過朱鎔基的現場講話，他發現“朱鎔基說得妙趣橫生，過後整理成文字時也一環扣一環，相當有邏輯性”。

網絡上流傳甚廣的“點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也傳遞到官方的耳朵裏。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到訪的美國前總統卡特時，就運用了網絡詞彙——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積累正能量”。

隨著網絡的傳播效力日益增強，許多官員意識到，“要用講話爭取老百姓的支持，在琢磨講話稿時，甚至要考慮到裏面有什麼話能當做新聞標題”。

（劉斌 宋淩燕 夏以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