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各地方興未艾的“漢語熱”撲面而來，以聖人“孔子”為名、回歸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子學院應運而生。在1970年代，這樣的事情卻是不可能的。當時，全國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使1972年前後在周恩來領導下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局勢又出現混亂，全國經濟嚴重滑坡。

毛澤東：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1971年9月發生林彪叛逃事件後，毛澤東意識到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了懷疑。由於年事已高，身體狀況越來越差，毛澤東極其關心將來人們會怎樣看待“文化大革命”。他堅持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對於反修防修、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針對林彪事件發生後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1973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毛澤東的注意力集中在鬥“走資派”、“奪權”上，無暇顧及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後，雖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成是宣揚孔孟之道的“黑修養”而加以批判，但批孔並未成氣候。

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很容易地把林彪與孔孟之道聯繫了起來。毛澤東認為林彪就是那種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加上後來在清查林彪家裏時，發現了一些別人為林彪整理的儒家經典的語錄片段，更加證實了毛澤東的想法，所以在深入揭批林彪集團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孔子和哲學史研究中涉及的儒法之爭發表看法，從路線鬥爭的角度，提出了批孔的問題，以此論證林彪集團的實質是極右。

1973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只注意生產，不注意上層建築、路線，不對。要批判孔子。同日，江青去毛澤東處，毛澤東送給她一本郭沫若抗戰時期著的《十批判書》，並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

7月4日，毛澤東在召見王洪文、張春橋時，專門有一段話談到批孔問題。他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毛主席把批判林彪同批判歷史上的孔子和反對變革的儒家、推崇主張變革的法家聯繫起來，把“批林”引上了防止“右傾回潮”、反對“復辟倒退”的方向，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4年一號文件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

在中共十大前夕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借毛澤東關於“批孔”的詩和有關言論，主張將“儒法鬥爭”的內容寫進十大的政治報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由沒有採納。毛澤東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當時擔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長的耿飆不久後在部核心小組會議上說：“聽說總理一次看到《光明日報》送審的清樣時說，看來批孔文章太集中了。”這裏沒有一個字談到批孔，更沒有把批孔列為主要任務。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通過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江青一夥幾個重要成員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集團通過十大鞏固並加強了自身勢力，結成“四人幫”，　　 中共十大後，江青集團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成立大批判組，編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材料。林彪事件後，有關方面在清查毛家灣的林彪住處時，查到林彪引用孔子、孟子的幾條言論材料。江青一夥利用他們控制的報刊和大批判寫作組，發了大量批判孔子，批判儒家的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導到現實政治鬥爭當中，火藥味越來越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筆名“梁效”的大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筆名“羅思鼎”，中央黨校筆名“唐曉文”等，在當時都非常有名。“小報看大報，大報看梁效”。幾個大批判寫作組，在一個時期內，成了“四人幫”製造輿論的中心，變為他們呼風喚雨的傳聲筒。

1974年元旦，江青一夥控制下的“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提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1月12日，江青、王洪文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說：“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覺得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各地也迫切需要這種簡明扼要的材料。”江青、王洪文建議，把《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轉發全國各省市。毛澤東隨即批示：“同意轉發。”

1月18日，中共中央以1974年第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材料”前言說：“林彪的黑筆記、手書題詞和住宅裏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開言論”，表明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一號文件加批語指出，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性質，對於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對於加強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會有很大幫助。當時中央批發這個材料，不僅因為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認為批孔可以從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團，而且更主要的是借宣傳歷史上法家主張變革、批判儒家反對變革來維護“文化大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還沒有出現“批林批孔”的提法。

指桑槐，江青明目張膽地把鋒芒指向周恩來

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問北京。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就國際形勢問題進行了多次會談，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裏，談道：“令人迷惑的現像是中國報界正在開展的‘批孔運動’，各種證據使我們傾向於認為運動是指向周恩來的。”在基辛格看來，“陰影籠罩著周恩來”，“這個人坐在火山口上”。

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同基辛格進行了最後一次會談。參加會談的翻譯王海容、唐聞生從機場送走基辛格以後，兩人徑直來到中南海游泳池。這時，有人問毛澤東機要秘書張玉鳳：昨天晚上周恩來來過沒有?打過電話沒有?當她得知周恩來事先沒有向毛澤東報告會談的具體內容時，她就邊走邊說，急匆匆地走進毛澤東的住處，向毛澤東彙報了周恩來和基辛格的會談情況。

毛澤東聽完彙報，對會談中的一個問題有意見。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同美國會談中有錯誤，是“溫和派”。指示政治局應該批評總理。

江青四處活動，分別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王海容、唐聞生等人，成立了所謂“幫助總理小組”。江青惡毒地把這次“幫助”稱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這時，年高76歲的周恩來已身患癌症5年。他忍著病痛的折磨，仍日夜不息地堅持工作。為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為顧全大局，他在精神上肉體上經歷著多麼大的痛苦!毛澤東深知，周恩來這株大樹不能倒。如果周被批倒了，誰來幫助他支撐國家的大局呢?

1973年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會見以後，他同擔任翻譯的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和翻譯唐聞生，談起對周恩來的批評會議，說：“這次會開得很好。缺點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指江青)。一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對總理也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對他批評不得。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江青想通過“批周”，將周恩來一棍子打倒，實現她奪權當“女皇”的美夢，因此不顧毛澤東的批評，指桑槐，明目張膽地把鋒芒指向周恩來。江青一夥借批“克己復禮”，把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恢復“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確政策的做法，誣衊為“復辟”；他們借批“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把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期間，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幹部工作，誣衊為“請隱士，舉逸民”，大肆叫嚷反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江青明目張膽地宣稱，這次批林批孔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罷官問題，是罷你的官，還是罷我的官，是你上臺，還是我上臺的問題。

據1980年5月31日王洪文交代，1974年元旦過後，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公然指責周恩來說：“毛主席提了幾次批林批孔，總理不佈置。”江青當場誣衊總理說：“總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這時，“四人幫”控制的報刊，採取影射的寫法，指桑槐，萬炮齊發。1974年第四期《紅旗》雜誌發表署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孔丘其人》，該文虛構情節，假借描寫孔子“71歲，重病在床”，“還拼命掙紮著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文章影射攻擊周恩來，被江青稱之為“寫得較生動”，“通俗”。

江青操縱御用寫作班子狂熱地吹捧法家，實際上是為了吹捧自己，為了給以“現代法家集團”的領袖自詡的江青掌權的陰謀作輿論宣傳。一時間，報刊上出現了大量吹捧呂後、武則天的文章和資料。1974年10月後，全國“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為配合江青集團的“組閣”活動，報刊上鼓吹法家領導集團的文章紛紛出籠，出現了一個小高潮。

“批林批孔”運動的窮途末路

毛澤東雖然支持“批林批孔”運動，但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搞亂全國的圖謀後，便果斷加以制止，並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於1974年4月10日發出《“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1974]12號）、5月18日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中發[1974]17號），明確指出：“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