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到這裡來”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來到台灣。當年曾統帥40萬大軍的他，身邊只剩下6名隨從。

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到花蓮後，他時或出去散心，在王曲軍校的學生孑憐晟伴隨著他。有一天，胡宗南來到海邊，“突然”對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自殺啊？這裏真沒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殺，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們的部隊一起自殺，到了西昌就沒什麼意思了，部隊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在此時的台灣，不僅僅是胡宗南一個人感到“沒有意思”，與他處於相似境地的還有閻錫山、白崇禧、湯恩伯、孫立人、薛岳……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雖然沒有和他們一樣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但境遇的落寞則是一致。當年手握重兵的他們，如今不但成了敗軍之將，失去了叱風雲的舞臺，甚至還會面臨來自國民黨內部的人身威脅。

不過，雖然他們所處的環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應卻是不同，有的從容處之，有的局促不安。

當自殺的念頭閃過後，胡宗南對部下說：“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此時，面對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對自己的部隊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軍中，許多將官都是他一手從西安王曲軍校帶出來的，而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盡。

根據王曲軍校學生徐枕的說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當時蔣介石讓他飛往台灣，他不肯走，對部下說:“今天我跟你們暍一杯，送你們走。”最終，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飛機的。

然而剛剛飛到台灣時，蔣介石牙口陳誠都沒有見他，到了花蓮，也沒有人來看望。不僅僅如此，失去了部隊的他，現在甚至要為整個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負責。

1950年5月，臺北“監察院”內，45名“監察委員”氣勢洶洶地聯名彈劾胡宗南。這一篇洋洋數幹言的彈劾文列舉了胡宗南進駐陝甘後的權力膨脹，又歷數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連串敗績，認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失去大陸江山”，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

這一場彈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灣掀起軒然大波，來台的胡宗南部屬憤憤不平，要到“監察院”去鬧事，但都被胡宗南壓了下來。他認為，是非自然會有公論，“假如應該我負的責，我當然要負責”。

領軍多年的胡宗南，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了常人少有的鎮靜。最終，這一場彈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軍法會審”。

但是，經歷了這一場風波後，胡宗南那”西北王”的歷史也徹底劃上了句號。正如他認為國民黨之敗不屬個人責任，而是整個體系的失敗一樣，蔣介石也是這麼認為的。於是，敗退到台灣後的蔣介石迅速對國民党展開了“改造”，全面更換舊的黨政系統。原有的黃埔、中統、CC、政學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被培養起來，這其中最為得力者即為陳誠的“土木系”。

那些國民党的“老人們”，在這一場“改造”後幾乎全部失勢。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蔣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擔任了大陳島“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和“澎湖防衛司令”等職。雖然職位並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認真，並短暫登上大陸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屬是再也沒有機會真正回到大陸了。在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每次領到薪水，他只留l/3給自己和家人，其餘的幾乎都給了部屬，以維持他們的生計。後來其部屬王應文的兒子回憶說，那時有人到胡宗南家裏去，坐沙發都要小心，因為“那個沙發太舊太爛，一不小心會給他坐搖晃”。

1962年，胡宗南66歲，這一年春節期間，他因心臟病發作，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他的王曲部屬們，則每年為他舉行低調的紀念儀式。

閻錫山的山居歲月

胡宗南雖經歷了“彈劾”，但他畢竟屬於黃埔系，相較之下，山西的閻錫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灣後，日子就更難過了。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剛剛來到台灣時，身份還是“行政院院長”。不過，既然在大陸時，他這個“院長”就已處處受蔣介石的掣肘，現在到了台灣，自然更是沒有用武之地了。於是在1950年玥1日，蔣介石讓他把職位給了陳誠，改領了一個閑差一一“總統府資政”。

當時有人把《道德經》裏的兩句話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送給閻錫山，他立刻表示，這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在辭去“行政院院長”後的第二天，閻錫山就搬到臺北偏僻的麗水街。半年後，他又帶著40名部屬，搬家到陽明山旁的菁山。

來到山上，閻錫山自己動手建房子。時任其侍衛的張日明說，一開始，他們住的房子是木板牆和石棉瓦頂的。這些生於山西長於山西的人，哪里見識過風急雨驟的台風？台風一來，石棉瓦被吹飛了，他們就在屋頂上面鋪草，結果台風又來了，草頂也不見了。

山上沒有電燈，沒有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蔣介石過去“慰問”閑居的閻錫山，看到他這裏如此簡陋，就送了他一個軍用電話，以方便寫作一一在賦閑後，閻錫山就愛上了讀書寫作，寫了《三百年的中國》等20多本書；蔣介石也樂得他這麼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遠離家鄉，閻錫山很想念黃土高原上的窯洞，於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兩個窯洞，並命名為”種能洞”。在窯洞裏，他把部屬們召集起來像往日一樣開會，並且加以記錄。

在山上，閻錫山還租地建了一個“種能農場”，養雞養豬，開梯田種橘子。那時，閻錫山每月可以領5萬元台幣，但是這些錢要一群人來用，不免顯得捉襟見肘。為了給部屬們張羅生計，閻錫山也想著另外的生財之法一一開了一家印刷廠。

但是部屬們還是漸漸離他而去，他的部屬王延年講述當時的情況是：“我們都感覺沒有意思了，靠他吃飯不如出來自己吃飯。”於是時間一長，“大家慢慢地散夥了”，有的部屬在臺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離了菁山。

閻錫山身邊的人少了，山上又沒有什麼活動，有朋友擔心他會寂寞，勸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說:“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蔣介石慶祝他就職“總統”12周年，慶祝大會異常熱烈。但是閻錫山沒有參加，這一天他正患著重感冒，還有氣喘。第二天的中午，閻錫山被緊急送往醫院，兩天后病逝，時年77歲。

在台灣度過寂寞的晚年後，死後的閻錫山迎來了屬於他的隆重的葬禮。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親臨致祭，並送一塊匾額，上寫“愴懷耆勛”。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遺囑、自寫挽聯。在他去世後，用的也是自己寫的挽聯，並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何應欽：左右不逢源

比起閻錫山和胡宗南，何應欽在去台灣前，就開始“未雨綢繆”了。1949年6月，剛剛卸任“行政院院長”，他就決定去臺北了。

他先把家當運到臺北，有床鋪、辦公桌、衣櫃，還有他夫人的梳妝台。這些東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來的。

1949年年底，何應欽住進了臺北牯嶺街。這裏“冠蓋如雲”，住的都是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們。他的兒何麗珠那時17歲，記得“那個時候孫立人就住在現在的陸軍招待所那邊，離我們家很近，所以那時候孫立人常常到我們家來聊天，還有前面一個桂永清，那個時候他是參謀總長，是黃埔一期的”。

何應欽的鄰居們晚上會到他家裏來坐坐，“聊聊天，發發牢騷”，同時也觀察著自己該做一些什麼。

早在西安事變時，何應欽打算以軍隊討伐張學良，使得蔣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脅，由是兩人結下了“梁子”。現在來到台灣，毫無疑問地屬于寄人籬下，何應欽要想獲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

於是在1952年2月，何應欽公開表示支持蔣介石“複職”，同時譴責李宗仁“不忠不義”。國民党在台灣展開”改造”，本來就是要讓“老人們”離開權力中心，何應欽卻積極獻計，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評議委員”。但在“改造”結束後，何應欽也隨之被擠出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只剩下“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委”一個空頭銜。到了1972年，何應欽成為“委員”，更加無事可做，閑在家裏。

何應欽不像閻錫山那樣能“閑得住”，還是要找事情來做。就這樣，他參與了“國際冷戰”。當時有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1955年明20日，這一組織與何應欽聯系，希望他能幫助該組織訪問台灣。何應欽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正為“反攻大陸”而苦惱的蔣介石聽了很高興，表示歡迎訪問團到來。

從此，何應欽積極投身于“冷戰”，在台灣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聯誼會”，並任會長。雖然這個“道德重整”活動沒有台灣官方的經費保証，可畢竟是何應欽的新舞臺。1961年，他還親自帶隊，將一書阪“赤化”的歌舞劇《龍》帶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紛擾已徹底離何應欽而去。讓他不能忘懷的，是家鄉的山水和蘭花。於是他用雙手擺出貴州老家的景色，請張大千給他畫了一張家鄉山水畫；還養了200多盆蘭花，每有蘭花展，他一定前往觀賞。

90多歲生日時，何應欽很高興地拍了很多照片，說要寄給家鄉人看看。1987年10月Z0日，他的血壓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在“臺北榮民總醫院”去世，終年97歲。

將軍們的落幕

去了美國的李宗仁最終還是沒去台灣，盡管在1950年2月21日，蔣介石指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最後通牒，限李三天之內去台，否則便視作放棄職權。

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飛回了大陸。第二年，“文革”就開始了，不過由於受到周恩來的保護，他並沒有受到沖擊。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灣的白崇禧，則因為李宗仁的回大陸，日子更加難過。白崇禧與李宗仁同屬桂系，在大陸時，白崇禧曾三度逼蔣介石下臺，讓蔣非常記恨。早在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