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代表團到美國時，正是水門事件發生之後，尼克松接受調查的關鍵時刻。臨行前，周恩來交代：若有人問起對水門事件的看法，要給尼克松“抬轎子”，不作負面言論

1973年5月17日下午4點半，由新華社社長朱穆之率領的中國新聞代表團乘坐的波音747飛機，到達了美國紐約。

飛機在紐約上空盤旋時，時任《光明日報》編輯部負責人的張常海從舷窗往下看，地上的一棟棟高樓，就像“西安的碑林一樣”。82歲的張常海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新聞界第一次正式訪美。

來機場迎接他們的，有美國報紙主編協會、《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公司的負責人，以及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等人。

紐約的初夏已有些炎熱，但走下飛機的這群中國人，身穿從北京紅都服裝公司量身訂制的嶄新的深灰色中山裝，領口緊系，線條筆挺，面容嚴肅。

美國媒體驚呼：“一大群刻板的‘毛式制服’來了。”

美國主編協會訪華

中國新聞代表團訪美，是對1972年10月美國報紙主編協會訪華的禮節性回訪。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後，中國熱蔓延至全美。幾乎每個月，都有美國代表團訪問中國。5月有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代表團、美國科學家協會代表團，6月有美國十月同盟（馬列）代表團、工人代表團，7月是人權醫學委員會代表團，8月是美國青年代表團……

9月，美國主編協會代表團來華訪問。10月7日，周恩來親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這是訪華代表團中少有的待遇。

會見從晚上十點半，一直持續到淩晨兩點十五分。張常海作為《光明日報》編輯部的負責人，參加了這次會見。他記得，其間，美國代表團中有人問起了一年前的“九一三事件”。

周恩來開玩笑反問道，你們是從哪里知道的？

“毛林的矛盾他們幾乎都知道。1971年五一勞動節的焰火晚會上，林彪中途不辭而別，矛盾就已經半公開化，包括林彪事件之前毛澤東的南方談話，他們都知道。”張常海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周恩來說了句俏皮話：“可見你們記者敏感，比蘇聯敏感，他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之後，周恩來詳述了林彪事件的前後，尤其是林彪逃跑的過程，比國內報紙上都詳細，但林彪逃跑的原因，沒有談。

時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時政記者、後來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中心副主任的劉振英也參加了這次會見，並有發稿任務。劉振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關於這篇通稿的措辭，頗有一番周折。其中有一句，他本來寫的是“賓主進行了友好的談話”。周恩來用鉛筆劃掉“友好”二字，改為“坦率”，但劉振英覺得不妥。

他試著對周恩來說：“‘坦率’二字一般用在有分歧的兩國政府的會談中，這些都是美國新聞界人士，談得又不錯，用‘坦率’不太好，可能會引起誤會。”

周恩來沒說話，但把“坦率”二字劃掉，抬起頭問劉振英：“你說用什麼好呢？”劉振英說：“乾脆客觀點，用‘長時間’吧？”周恩來笑道：“你今天出了個好主意。”

當晚，美國客人離開之後，周恩來讓中方陪同人員留下來，告訴他們，將組織一個中國新聞代表團，對美國進行回訪。

周恩來定下基調

代表團成員的審查非常嚴格，由各單位軍、工宣隊提名，姚文元審核，周恩來批准。周恩來親自為這次訪問定下了基調：不卑不亢、實事求是、友誼第一。

《光明日報》的軍宣隊推薦了張常海。他當時是《光明日報》臨時辦報小組組長，並兼任編輯部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是報紙最後的簽發人。

代表團由22人組成，新華社社長朱穆之為團長，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王珍和《中國建設》雜誌社副總編輯李伯悌為副團長。秘書蔔昭敏來自國家安全部門，公開身份是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他的一個任務，是防止團員叛逃。”張常海說。

張常海回憶，代表團中本來沒有《文匯報》和《南方日報》，但姚文元堅持加上《文匯報》，為了搞平衡，又加上《南方日報》。

出國前，代表團成員在北京“紅都”每人訂制了兩套中山裝，4位女性團員各訂做了兩套西裝，這些衣服回國後都需要上交。

代表團成員、時任外交部新聞司記者處副處長的江承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因為經常需要出入外交場合，他平時自備了一身西裝。這次出國前，只是到外交部借了一身稍微合體的中山裝。

時任新華社外事記者組組長的李琴為了這次出國，還燙了頭髮。“我特地讓社裏開了證明信，到西單第一理髮店，說明燙頭髮是工作需要，而非個人生活需要。”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臨出國前一周，代表團成員集中到新華社學習，看有關美國的材料。“主要是做一個客觀的瞭解，一點都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因為當時總理定的調就是中美友好。”李琴說。

“中國有這麼多同性戀？”

5月14日，中國新聞代表團從北京出發，途經上海、仰光、卡拉奇、巴黎，於17日下午抵達紐約。

下飛機後，他們坐上大巴，前往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住的曼哈頓西區的酒店。

此次接待，由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出面，但背後掌控的，是美國白宮和國務院。

代表團在美國的機票和酒店的費用由中國政府自己承擔。因為美國報紙主編協會訪華時，出於對媒體獨立性的堅持，沒有接受中國政府替他們承擔費用的提議。

在房間安排時，中方為安全起見，要求兩人住一間房。“後來美國人有人問我，中國怎麼有這麼多同性戀？”張常海笑道，“因為在美國人看來，只有同性戀才會同住一間房。”1972年美國記者隨尼克松訪華時，中方就是按照美方的習慣，安排他們一人住一間房的。

代表團每天給各個房間發放3到5美元，早晨離開酒店前，團員們會把錢放在顯眼的地方，作為給服務員的小費。因為他們聽說小費是服務員薪水的一部分，再則，也不願落得“中國人吝嗇”的壞名聲。

美國國務院派出10名安保人員，另有大批地方安保人員配合。團員出入，安保人員都形影相隨，晚間則在走廊通宵值班。

據代表團回國之後寫給中央的一份彙報材料顯示，美方安全官員透露，國務院給他們的命令是“一級保衛”，即要保證代表團人員的“絕對安全”。

代表團成員每人身上都佩戴有一個小黃牌，上面有編號。張常海為第8號。“美國人大概覺得中國人都長得一樣，於是給我們配上編號，方便安保人員盯著。說是保護我們的安全，也是防止我們有其他行為。”

讓張常海哭笑不得的是，每天他回到房間，裝著簡單衣物的皮革包都被翻得一團亂。

“因為《光明日報》從前的駐外記者都是國安部派出的，這些美國人發現隊伍裏有《光明日報》編輯部負責人，以為我是特務頭子，對我特別照顧。”張常海笑起來，“他們對我們每一個的身份來歷都瞭如指掌，心裏肯定在想：這裏面究竟有多少情報人員？”

隨後一個月的出行，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氣勢都頗引人注目：大巴前面是警車開道，後面尾隨好幾輛安保車。代表團每到一個城市，都由當地政府官員接待，並有大幅頭版報道。無論走到哪里，懂英文的代表團成員身邊總是圍得滿滿的人。

走在初夏的街頭，他們常常熱得滿頭大汗，覺得自己穿得太正式了，但又不敢隨便脫。“第一次作為外國人被參觀。”張常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在紐約

5月18日是參訪的第一天。

這一天的日程共4項：9點，參觀紐約聯合國總部；11時到14時，參觀美聯社編輯部；下午，會見紐約市政府官員；晚上，由《華爾街日報》設宴招待代表團。

張常海對於與紐約市政府官員的會面印象最為深刻。市政官員向他們介紹，紐約市一家四口年收入最低標準為5600美元，高於全國4200美元的平均標準，但紐約市僅有1003個低收入水平線之下的家庭在接受救濟。

張常海邊聽邊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快速地記錄著。他至今仍保留著這個硬皮小本，上面用藍色鋼筆或圓珠筆記錄了在美國的行程與見聞，字跡倉促潦草，但仍清晰可辨。

而當時中國職工的平均工資僅為20至30美元，張常海自己的工資自1950年代以來，一直為120元（相當於52美元）。

張常海還在筆記本上記下了當天的晚宴上，中美同行所討論的一個話題：編輯的權與責。《華爾街日報》的一個主編說，他認為權力最大的是總編輯菲利普斯，但另一位美國編輯說，他認為誰持有股票，誰的權力最大。張常海認為，後者的話“一針見血”。

隨後一周，代表團繼續在紐約訪問，先後參觀了曼哈頓商業中心、福特基金會、美國廣播公司（ABC）、《華爾街日報》、聯邦銀行、華爾街棉花交易所、合眾國際社、紐約大學等機構。

ABC的廣告收費之高，讓他們吃驚：每分鐘兩萬美元起步，到全美橄欖球比賽時，廣告費能達到每分鐘十萬美元。

“電視臺用各種辦法作廣告，強迫觀眾看，觀眾毫無選擇的自由。”張常海在筆記中這樣譴責道。

一天，代表團回到房間，打開電視，有一段內容特別引起他們的注意：“美國這個地方，又是犯罪，又是車禍，又是污染，簡直沒法活下去了，怎麼辦呢？請飲‘可口可樂’！”

團裏懂英文的幾個人看完樂了。他們第一次見識到，美國的廣告可以這樣犧牲國家形象，似乎也沒有相關部門來追究。

張常海特意請來自中國對外友協的姚偉將廣告詞翻譯出來，作為資本主義電視廣告的標本，記錄在他的筆記本上。

私下裏，他們對“美帝國主義”富足的生活、繁榮的經濟暗自羡慕，都感歎“我們太窮了”，但又找出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以跟國內的宣傳保持一致。

美國媒體也看出他們對商業性的抵觸：“他們不喜歡川流不息的車輛、高樓大廈和電視廣告，對消費品沒表現出任何興趣。”

參觀曼哈頓黑人區時發生的一件事，印證了張常海心中對腐朽的美帝國主義的想像。當時，就在離他們十余米的地方，兩個黑人被槍殺。安保人員急忙讓他們上車，離開了現常

回到酒店，張常海寫了一首詩《初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