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高明之殤

近日,寧夏回族自治區擬立法規範地名使用:禁用洋地名,拒批名不副實地名。

為寧夏的地方立法拍手叫好的同時,不由得想到“名”之亂象:“城市改名”帶來的煩惱、“商業冠名”引發的問題、“樓盤洋名”凸顯的自卑……

一個城市,擁有一個叫的響的名字,將會為這城市的名片增輝。近年來,城市掀起了一股“更名潮”。湖南省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被譽為城市改名的成功典範;而安徽省徽州地區更名為黃山市,歷史悠久的徽州文化為之弱化,文人發出“可惜從此無徽州”的感慨,疾呼“單元名山大川吃掉歷史文化的事情不再發生!”

老地名的尷尬

“怎麼看待城市改名?”“城市改名為哪般?”2013年,上海、湖北等地備戰公務員考試的同學,遇至撻樣的模擬題。 不過,考試有標准答案,回歸現實,城市改名爭議極大,往往地名專家們的意見都難以統一,很難說什麼是“標准”。

眾所周知的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地名首當其沖,行走於城市街頭,地名路標則是直觀體現。在世界上,中國獨有的地名文化令外國地名研究者深感興趣,中國著名遺產保護專家羅哲文先生稱其為國之瑰寶。地名確屬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已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共識。

地名不只是便於交流的代號,還是城市美學的展現,它的演變見証城市興衰,濃縮著歷史。地名是民族文化的胎記,凝聚著市民歸屬感。

然而,中國經濟GDP不斷攀升的同時,象徵文明的城市現代化以鋪天蓋地之勢席捲全國,胡同老巷在舊城改造中“灰飛煙滅”,老地名也難以倖免。

在廣州,如今近2000個歷史地名真正“歷史”了,27天更新一次地圖也追不上新地名湧現的步伐。

即便在歷史深厚的北京,官方一紙令下,“崇文”融人新”東城”,“宣武”則投入“西城”的懷抱。

亦文亦武拱衛京師,文武相濟冶國安邦--“崇文”“宣武”經歷朝代更替600餘年,終不敵“西城”權傾天下,“東城”財大氣粗。

中國地名研究所副所長商偉凡曾提筆發文驚師豈能舍棄“崇文”“宣武”?》,“地名已不僅僅是地城的表示符號社會交往的工具。‘東城’‘西城’一類初級命名模式,無從體現地域的‘靈魂,,用在何時、何地都行,多見于城市發展初期,在現代大都是特別是歷史文化名城已近乎絕跡。”著名城市的更名能夠引起社會關注,而在中國大多數不算“出名”的地方,由於人們對地名文化缺乏認知,亂更名亂起名現象屢屢發生。

“很多古老的地名正面臨瀕危、失傳的危機,亟待保護。如河北省完縣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堅固’之意而得名,但在1993年因投資商認為‘完,是‘完蛋’之意,而荒唐地更名為順平縣。”原中國地名研究所所長劉保全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感嘆。

爭“名”奪“利”

終於城市都“現代化”了,才發現“千城一面”的窘況,現代文明城市的現代文明在哪兒,更別談文化特徵了。

此時,某些城市的當政者們意識到地名本身就是很好的歷史資源,何不借歷史之名,顯出其文化特徵?

行政區劃調整之時被當地要求更改的地、縣級政區名稱開始要求“複名”,大多都是1983年開始“地改市”以後間世的新名,不過才使用幾年、十幾年。

於是乎,荊沙改荊州,襄樊改襄陽。一時間,知名度急速提升,效仿者越來越多,不禁要問還有多少地名要改回去?城市間的爭名“大戰”早巳算不上新聞,可謂腳本眾多,時間久遠。先有湖北兩地“赤壁”之戰,後有四川雲南“香格里拉”之爭。上世紀90年代,古時三國赤壁之戰,在1700年後再次上演。在學界,赤壁之戰發生地難以考証,“赤壁說”多達7地,僅在湖北,就有5個“赤壁”之名,其影響最大的當屬蒲圻赤壁和黃州赤壁。

難以料想的是,一場爭論多年的學術問題最終以蒲圻搶注“赤壁”無奈終局。1988年,湖北省旅遊局推出三國旅遊線,黃州赤壁已繈滁在外。

這場爭名大戲久演不衰,進入,21世紀,四川省稻城縣和雲南省中甸縣為一個英國作家筆下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開戰,眼熱的旅遊資源令川滇兩地不惜棄本名求虛名。最終,中甸縣如願以償更名香格里拉。

不過,劇情也有惡俗的時候,如果說之前的地名爭奪尚屬冠“美名”的話,連“惡名”也不放過就難免費解了。--趨南新晃、貴州赫章、貴州水城爭相“夜郎自大”,“夜郎市”雖尚無結果,湖南新晃縣已經“大動干戈”,2010年為籌建“夜郎古國”斥資50億元。

當地如此規劃“夜郎文化旅遊”項目,建設“夜郎古國、夜郎大峽谷、燕來寺、舞水長廊”4大組團共20個分主題景區,最終打造成“夜郎文化休閑度假區”,展現“夜郎文化”,以期在2020年完工後,每年帶來遊客500萬人次。此舉最先遭致貴州學者質疑:“歷史表明,夜郎國首府在黔北。”

改名“算賬”

上述大劇只算是冰山一角。各地的改名運動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高熱不退,有更名想法和建議的地方層出不窮,對於更名促進經濟發展的結論深信不疑。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最終“修成正果”的城市仍屬少數。

傍“名牌”是否真的能促進經濟,尚無研究可証明,但是改名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社會成本卻無法回避。

曾有專家做過一項粗略估算。一個人口150萬左右的城市,僅20元辦理二代身份証這項花費將達2000萬。

2010年襄樊改名襄陽時,所需支付的行政成本令人瞠目,襄陽市文史專家晉宏忠曾提及,因更名修改各種地圖、公章、証件、招牌等產生行政成本至少達1億元。

不過,主張改名者認為,更名的長遠收益將遠遠超過成本。曾被笑稱“抽一根煙就可走遍的縣城”的湖南大庸,在1994年4月更名張家界市後,建機場、通火車,知名度飆升,2009年旅遊收入突破100億元,躍入全國一線旅遊城市行列。

此舉被譽為成功更名的典範。旅遊發展的誘惑是巨大的,各地紛紛效仿,試圖以旅遊形象替代城市品牌,方便當地旅遊業的營銷,於是各地景點“吃”地名的情況屢見不鮮,四川撤灌縣、南坪縣設都江堰市、九寨溝縣,福建崇安縣改名武夷山市。

中國旅遊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曉龍認為,城市改名以後,並不意味著當地的旅遊業一定能得到健康快速的發展。旅遊產業的發展涉及方方面面,與當地政策所提供的旅遊產業發展環境、當地市場主體的參與情況、當地群眾對旅遊產業的態度都有關系。

“帽”小“頭”大

此類案例中,不乏爭議。徽州地區改黃山市則被各界視為敗筆--歷史悠久的徽州文化為之弱化。

1988年7月,地級黃山市正式命名,撤銷了1983年國務院批准設立的黃山市,將其改為市轄區;將安徽省政府直屬的黃山管理局改為市轄,黃山市政府

駐地從黃山腳下的甘棠鎮改到遠離黃山79公里的屯溪,從此徽州之名成了地級黃山市下轄一區的名字。

事實上,徽州在長達近900年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完整的、系統的區域文化,成為中國三大地方文化代表之一(藏文化、敦煌文化、徽文化),徽州這個名稱內涵極為豐富,徽商、徽州民居、徽墨、徽雕、徽州的歷史文化名人等等,早就成為響當當的地域名牌。

在此次行政區劃調整中,徽州文化的發源地、歷史文化名城歙縣最終被一分為二,劃出7個鄉鎮成立了縣級徽州區;將徽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績溪縣劃到宣城地區。

“徽州改名事件”後被嘲笑為“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成為中國行政區劃與地名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時間沸沸揚揚。

據不完全統計,已有900多人次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連續7年對徽州改為黃山市提出嚴厲批評糾正的建議和提案;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輿論,一致要求恢復徽州,恢復1983年設立的省轄黃山市。

1998年,(人民日報)記者李輝撰文《可惜從此無徽州》,呼籲“但願名山大川吃掉歷史文化的事情不再發生!”

中國地名研究所副所長商偉凡認為,這屬於地名命名中的一類突出問題--“帽”小“頭”大,將小的自然景觀名稱用於大的政區,用地處一縣境內的“黃山”命名包括3區4縣的地級市,讓點狀的景觀代表面狀的政區,以致出現“皖南處處皆黃山”的怪異局面,黃山、黃山市、黃山區、黃山風景名勝區、黃山機場、黃山站,不同的“黃山”內涵各異,指位混亂,違背了地名的指位性、排他性規律。

相反,命名中存在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頭”小“帽”大,將大的自然景觀名稱用於小的政區,如福建省武夷山市,將縱貫閩、贛邊界的“武夷山”用於縣級政區。

在商偉凡看來,城市改名也好,重新命名也罷,城市命名應遵循“名副其實,規範有序,彰顯文化,雅俗共賞,好找易記”五項原則,其首、尾兩項尤為重要:前者指所擬新地名要與該地理實體的性質、狀態、用途相符合;實現後者的途徑是盡量發揮明顯景觀的標志功能和聯想作用,能夠錦上添花。

無法否認的是,仍有很多城市改名卻沒有拿得出手的文化品牌,而是跟風而為,有人發評稱這些行為,借用一句段子是領導們“拍拍桌子定了,拍拍大腿錯了,最後拍拍屁股走了”。

商偉凡表示,城市亂改名的潮流,已經引起民間相當大的反感。對城市改名的成見,也大都來源於此。以至於不能理性地看待城市改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