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9日下午，52歲的李春生出任廣東省副省長，之前他已獲任廣東省公安廳長一職。到廣東工作前，李春生是公安部人事訓練局局長。“空降”廣東後，他實現個人仕途由正廳級到副部級的關鍵一躍。

今年以來，公安部已有三名幹部“空降”地方，擔任省級公安一把手。在李春生之前，原公安部刑偵局局長白少康調任上海市市長助理兼公安局局長，原公安部紀委常務副書記孫立成任貴州省長助理兼公安廳長。

不僅是公安系統，今年全國“兩會”後，新一輪地方黨政幹部調整中，各系統都出現了由中央下派的幹部，例如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王東峰出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國資委副主任姜志剛出任北京市委組織部長，廣電總局副局長李偉出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長。

“這幾年，中央幹部‘空降’的力度確實在加大。”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馬慶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公開報道顯示，2006年前，地方紀委書記中鮮有“空降”幹部，到目前已有25個省份的紀委書記是“空降”或從外地調任。2008年後，中央加大地方黨委組織部長的交流力度，目前31個省份中，9個省份的黨委組織部長直接從中央“空降”，另外21人從外地調任——這些人中有不少也是從中央調任地方、之後又異地交流的，僅有海南是當地提拔的。

南方週末記者對近年從中央調任地方的幹部進行分析發現，具體到不同的中央部門，調任地方的幹部多少不一，而不同的地區和省份，接收的中央幹部數量也有差別。

在一些專家看來，中央幹部“空降”地方任職，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中央權威。就空降幹部自身仕途而言，由於中央在高級幹部選拔任用中對幹部的基層工作經歷愈加重視，能到地方工作，往往成為他們政治上“更上一層樓”的重要保證。

團中央“空降”幹部最多

目前，除廣東、上海、貴州外，還有7個省市的公安廳長由公安部“空降”。他們或兼副省長，或兼省長助理，都跨入了“省領導”行列。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目前內地31個省份的在任黨政領導（黨委常委和政府領導）共有591人，其中有118人是由中央司局級以上幹部“空降”任職，“空降率”達20%。

這118人中，有13人來自央企，另外105人分別來自52個中央黨政部門、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平均算來，每個中央部門“空降”兩人到地方任職。

52個中央部門中，“空降”地方任職人數最多的是團中央，共有12人。團中央歷來是培養領導幹部的重要部門，其部門的特殊性，決定了“空降”幹部人數眾多。

除了團中央，“空降”到地方幹部較多的，也都是一般意義上的“重要部門”。最多的是公安部，共有10人。其次是中紀委，共有6人。接下來是中組部5人和農業部5人，中辦3人，證監會3人。其他部門一般都是一到兩人不等，衛生部則沒有幹部“空降地方任職”。

大部分幹部“空降”地方時，都以平調為主。例如，中央部門一把手下去擔任書記、省長，副部長、總局副局長去一個省份擔任副省長、常委、副書記等，日後再行提拔。

不過，“空降”人數多的幾個中央部門，有不少幹部在“空降”時就獲提拔。例如，公安部調任地方的10名局級幹部，有半數赴任時就被任命為副省長，升至副部級。最近到地方任職的幹部中，有的雖然沒被任命為副省長，但也獲得了省長助理、省政府黨組成員職務，位居“省領導”行列。

中組部到地方任職的5人中，原黨建研究所所長齊玉、原幹部三局局長周新建、原幹部監督局局長辛桂梓，下派地方時，都直接獲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

國家行政學院馬慶鈺教授說，不同部門的幹部，獲得交流的機會並不一樣，這體現了中國政治的現實一面。

此外，不同的省份和地區，接收“空降”幹部的人數也有很大區別。從統計來看，“空降”幹部大多集中在“最富”的東部地區和“最窮”的西部地區。

目前，吸納“空降”幹部最多的是廣西，共有6人。自治區黨委書記彭清華此前是香港中聯辦主任，副書記危朝安此前是農業部副部長。排在廣西之後的，是東部的北京、上海、山東、福建和西部的新疆、甘肅兩地，這幾個地方都吸納了5名“空降”幹部。最少的是內蒙古，有1名從中央調任的幹部，湖北、河南等中部省份，一般都有兩到四名“空降”幹部。

中央黨校党建部教授吳輝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西部地區因為維護穩定、發展經濟的任務都比較重，中央比較重視，所以下派幹部的力度會比較大；而東部發達地區，大家都希望去，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也很正常。

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近半曾在地方任職

中央幹部“空降”地方任職之後，仕途發生了何種變化？

盤點這118名“空降”地方任職的省級黨政領導履歷，可以發現，他們當中在“空降”地方任職一段時間後，超過半數的人獲得提拔。

“空降”幹部中，不少人從正廳級提拔為副省級。一些人到地方任職一段時間後，雖然沒有明顯提升級別，但實際上已提拔到更重要的崗位，例如從副省長、省委常委提拔到省委副書記職務。像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崔波、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江蘇省委副書記石泰峰、福建省委副書記於偉國等，都是從省委常委職位上升任副書記。

一些“空降”幹部在地方工作數年後，已經升任省長，如山西省長李小鵬、吉林省長巴音朝魯等。李小鵬從2008年5月調任山西省委常委到2013年1月擔任山西省委副書記、省長，花了4年半多時間。巴音朝魯2001年擔任浙江省副省長，今年1月擔任吉林省長。與他倆相比，陝西省長婁勤儉、江西省長鹿心社、海南省長蔣定之的升遷速度更快，他們都是2010年後才到地方工作的，目前都已官至正部。

現任省級黨委書記中，內蒙古的王君2008年以正部級的安監總局局長身份調任山西省長，2012年12月調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安徽的張寶順、山西的袁純清、黑龍江的王憲魁到地方工作時，都是副部級幹部。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剛到江蘇時，還是廳級幹部，擔任南京市副市長。

從中央調任地方任職的省級領導中，最耀眼的當屬胡春華、孫政才、張春賢、孫春蘭四人。他們到地方任職數年後，都已躋身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十八屆政治局委員25人中，12人有“空降”至地方任職經歷，如李源潮、汪洋、劉奇葆等。十八屆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的地方任職經歷廣為人知，張德江、俞正聲在早年也都有從中央調任地方的經歷。

不僅是這屆中央政治局，之前幾屆中央政治局中，有從中央“空降”地方任職的領導人的比例，也一直占一半左右。

十七屆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中，有13人曾經從中央調任地方。十六屆23名政治局委員中，也有11人有“空降”地方任職經歷。這兩屆政治局的常委中，賈慶林1983年由中國機械設備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調任山西太原重型機械廠廠長，曾慶紅1984年由石油部調到上海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賀國強1996年由化工部副部長調任福建省省長。

現任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中，曾“空降”至地方受到重用，後又提拔回中央擔任要職的，也不乏其人，如國務委員、公安部長郭聲琨和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國土部長薑大明等。沈德詠2006年從最高法副院長調任上海市紀委書記，2008年回京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至今。

此外，比較有意思的還有人民日報社總編輯楊振武，他從人民日報副總編一職調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後重新調回人民日報任總編輯。

當然，也有一些‘空降’的幹部長期在地方任職，還有的人直接在地方工作至退休，如原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原安徽省委書記王金山等。

基層工作經驗越來越重要

“解放後，‘空降’幹部作為一項治國策略就一直在施行。”中央黨校党建部教授李民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中共建政後，不少軍隊幹部就地轉化為地方幹部，其中就包括一些下派的政工幹部，這是最早的“空降”幹部。直到改革開放前，這類幹部都是地方幹部隊伍中的骨幹力量。

改革開放後，幹部“空降”開始規範化和常態化。1990年，中共中央頒佈了《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決定》，2006年又頒佈了《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幹部交流”走向制度化。幹部交流包括黨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之間、地區之間、上下級之間的交流。2009年出臺的《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中，也明確了對中央機關和省級機關的基層經驗要求。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時任中組部長李源潮在浦東幹部學院的一個講話，其中明確提出，到2015年，中央機關和省級機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成員中，具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要達到一半以上。這被看成“沒有基層經驗不能提拔”的一個重要信號。

此後，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交流力度不斷加大。2010年下半年，中組部一次派出66名司局級幹部到各地任職，分別來自5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這種交流隨後向省部級幹部延伸。

從中央下派的幹部，一大特點是“專業性強”。一般來說，國務院部門的幹部下派地方後，都先擔任政府副職，分工與之前的工作經歷有關。例如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空降”浙江後，擔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長；原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主任朱虹就任江西副省長後，分管文教工作；國家林業局副局長祝列克任陝西副省長後，分管農業、農村工作。

而中央“黨口”幹部下派到地方後，一般也擔任“黨口”領導，公檢法司部門的“京官”下派地方後，主要擔任紀委書記和政法委書記。

這些領導幹部空降到地方後，給地方帶來了什麼？從各地情況看， “京官”們過去在中央工作中積累的人脈，往往成為地方難得的資源，一些資金、項目也跟隨而來。

例如2009年，三星電子對外宣佈，將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研發生產世界先進的20納米閃存芯片為主的半導體工廠。消息傳出，北京、重慶、蘇州等十多座城市都伸出了橄欖枝。2010年7月，工信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