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讀過一篇小說《楊桃樹》，作者叫履疆，大致情節還記得。故事發生在臺灣雲林，是關於三代人和一棵楊桃樹的故事。讀來有種淡淡的鄉愁，也從中體味出上世紀70年代臺灣城鄉變遷帶來的親情哀愁。幾年後，和島內來大陸參加夏令營的同齡人聊起，才知道《楊桃樹》曾被編入臺灣中學語文教科書。原來我們都讀過。進而也知道了彼時的履疆就是當時的“臺灣團結聯盟黨”（簡稱“台聯党”）主席蘇進強。後來又相繼讀到《老楊和他的女人》、《我要去當國王》和《兩岸》3篇小說，作者也是履疆。讀來感慨，作者的悲天憫人、書中主角作為人的無力感，觸動了我。但對我而言，卻始終無法將彼時的作家履疆和當時的“台聯党”主席蘇進強畫上等號。

暮春四月，《美麗臺灣——臺灣近現代名家經典作品展》在京滬兩地展出，借著兩次展覽，與蘇進強對談。既有文學，也有政治。一如以小說家風靡文壇的履疆和以“台聯党”主席邁入政界的蘇進強，看似衝突，卻能從中體味不同的角色人生。“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他坦然而嚴肅的對我說，“台聯党”主席是人生的轉折與歷練。他還是要回歸到安身立命的文化文學領域。

雲林文學青年長成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雲林縣褒忠鄉，偏僻、閉塞，精神與物質同樣困窘。那是蘇進強的故鄉。

如此環境，卻無法阻絕他對文字的渴求。少年時光，同齡人都在嬉戲遊樂中度過，他的時光，卻在租書店和學校堆放書報的雜物間流逝。唐宋詩詞、神怪小說、古典文學，他沉浸其中，似懂非懂，卻樂此不疲。中學時代，憑藉廣泛的閱讀，頻頻投稿《國語日報》、《雲林青年》竟被紛紛採用，同學之間，儼然成了鄉間小作家。中學畢業，顧及家裏有6個兄弟姊妹，排行老五的他選擇軍校就讀，為父母省去一筆可觀學費，從此展開20年行伍生涯。

1972年，蘇進強再拾文學之筆，開始寫小說、辦詩刊社、寫散文，第一篇小說處女作《新添上瓦的小屋》發表在《聯合報》副刊。少年農村生活的經驗和殘缺貧困的時光，都散落在他的字裏行間，那是雲林鄉土的味道。蘇進強說，自己的創作靈感來自生活周遭的人、事、物，若沒有那些少年時代的經驗，或許他筆下的文字該是另番景象。想來確實如此，他的創作少有哀豔絕美的情事，多是鄉愁與土地的寫實。他從島內大陸籍老兵們身上汲取可貴的文學資源，那是血淚的詩篇；而鄉農的經驗，以及上世紀70年代臺灣農村的嬗變，鄉村父老對未來的憂慮，城市邊緣的鄉人生活等均是他的文學之井。也因此，蘇進強被黃凡、齊邦媛、李瑞騰等島內作家、學者稱之為“人道主義者”。

行伍生活忙碌而緊張，但卻是蘇進強文學創作旺盛時期，他的筆名曾有20個。也在這個時期以履疆為筆名的蘇進強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聯合報》小說獎、《中國時報》小說獎、吳濁流文學獎他都拿過。蘇進強說，他的文學底子雖在少年時代打下基礎，但行伍生活卻開啟了他人文、文學的視野。軍中生活猶如各色人的大熔爐，而來自大江南北的大陸籍老兵，背負著歷史苦難，與臺灣社會的疏離，灰暗的心靈孤獨與價值認同窄化……悲天憫人的他滿懷人道的同情，用細膩的筆觸寫下《少年軍人紀事》。“寫作的人，必然要具備同理心。寫老兵的故事，對他們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寫鄉土小說，對農民的生活也感同身受。尊重、包容、欣賞、分享，才是文學的本質。”他說文學創作如此，日後踏入政壇亦是如此。

談話間，我把讀《楊桃樹》的故事講給他聽。他聽後笑說，“我們家那棵老楊桃樹啊，雲林縣的六七年級生（島內意指70、80後）大概很少有人沒去參觀過。我爸媽在世的時候，他們說啊，今天幾十個，明天多少人來，楊桃就讓他們摘。”蘇進強說，“楊桃酸酸甜甜的，鄉愁的滋味就是這樣子。什麼叫鄉土?你沒有情感在其中，就談不上鄉土”。

政治符號標簽無意義

13年前，蘇進強一路擔任“台聯党”秘書長、主席。踏入政壇，對他而言“是一場意外”。他不避談政治卻用文學的觀點來詮釋政治，也能用纖細的文學素養，闡述當下的紛紛擾擾。嚴格說來，他不應該是政治人物，而是屬於老練的文化工作者、小說家。

文學中的“青年蘇進強”曾與一幫文學朋友走過那段時光，而政壇中的“中年蘇進強”卻要以文學青年的經驗從政拼搏，聽來讓人感慨。2000年，臺灣首次實現政黨輪替，臺灣團結聯盟籌組，他被找去擔任第一任秘書長。2005年，蘇進強勉強接任台聯党主席一職。2006年底，蘇進強為北、高兩市選舉失敗負責，辭去“台聯党”主席一職；隔年接任《臺灣時報》社長。今日的蘇進強要如何看待昨日的自己？他坦言，政客的思考，與文化人不同。在政治圈那幾年，他接觸過許多政客，有人口稱道德、嘴講本土，卻只是利用這些口號攫取政治利益，真正的作為卻是天差地別。“道不同不相為謀，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出。”因此他寧願與政治保持距離，回歸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文學領域。

作為“美麗臺灣——臺灣近現代名家經典作品展”京滬展覽的推手，蘇進強認為，和平發展是兩岸最大的共識和共利所在，文化則是兩岸間最大的交集。對於頗受兩岸媒體關注的兩岸商簽文化協議，他說，兩岸很多事不能急，但也不能停，缺乏制度和協議，互信的不確定性就會存在。畢竟文化交流是兩岸雙方累計互信、建立認同的最好對話方式，而像“美麗臺灣”這樣的大型展覽，便有利於兩岸間難得的互信。

回歸文化為臺灣打拼

淡出政壇，最終完全脫離政治圈的蘇進強坦言不再碰政治，不過他還是會關心政治問題，有朋友若找他咨詢，他也樂於提供意見。回歸文學之路的蘇進強，或許對過去自己在政壇的日子總有點今是昨非之感吧。他說《老子》與《莎士比亞全集》是影響他最深的兩套書。受老子哲學的影響，他的權力欲望並不高。“要為這塊土地做事，小老百姓的貢獻不會輸給任何官員，陳樹菊和許許多多在社區鄉土打拼的小人物，都是啊！” 他笑著說自己離開政黨工作後，回歸雲林老家院子的“院長”生活，這個職務雖不是官職，卻可以在有生之年自得其樂。

從作家到政客，再回歸文化人，蘇進強的閱讀習慣未改，對文學雜誌、副刊仍無日無之的深讀，反倒是政治新聞只是大標題略讀而已。在政壇繞了一圈後再回歸文學。對他而言，那些經歷都是人生閱歷的一部分，認識了很多人，還有許多事，也對政治人物的本性有更深的體會。蘇進強希望自己只是政壇過客，能早日脫離政治圈裏的是是非非。26年前，30多歲的履疆寫下《我要去當國王》，書中的主人公李斯明仿佛在嘲笑如今變身政客、無暇無力創作的蘇進強。“在文學，小說的殿堂之前，党主席也只是小說人物中的政客角色而已。”蘇進強自嘲，文學的國王何在？國王未當成，自己倒是成了政客。

蘇進強說，政治之於他，是人生的因緣、生命的功課。“玩政治的人終會被政治玩掉，我不敢存有玩心。”他無法忘懷，也一直沒有捨棄鍾愛的文學。但日常所見，形形色色，卻成為他的廣義閱讀。“面相更加豐富，有朝一日，這些閱讀的素材，或許將是我未來創作最好的源頭動力。”臺灣曾經有出版社要他寫一本“政客列傳”的小說，但他心中自有一把尺，不願意寫這樣的小說搏取名聲。他說或許有一天，多數人不在其位，而自己也有足夠的沉澱與準備後再來寫。

2011年12月初，在國瑞事業機構董事長林博文的支持下，臺灣文化會館基金會在台中成立，成為兩岸交流的一個平臺，蘇進強擔任執行長。回歸文化領域的第一個職務，令他對基金會有著很大的期許。如今看來，蘇進強做到了當初自己的承諾，把臺灣的藝術作品介紹到大陸，增進兩岸的相互瞭解。

最近幾年，隨著生活領域的擴大，忙碌的工作已使蘇進強無暇于文學創作。在他創作高峰期每年平均出版一兩本小說，而現在已變得遙不可及。但他依舊視文學創作是他的最愛，也是不悔的職志。也許將來，通過“廣義閱讀”帶來的新思考，會在他的筆下呈現出一個令人期許的蘇進強。

（趙輝／文）